|
曾 巩
宋代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巩自称“家世为儒”（《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20岁后，因文才出众，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
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考中进士。曾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如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曾巩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他不甚满意刘向，而比较推重扬雄，曾在所作《筠州学记》及《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中阐明了他的看法。
其后,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颇有政绩。为了侍奉亲老，曾一再申请内调。后被神宗召见，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元丰四年(1081)，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擢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四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逝世。
曾巩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他在《答李□书》中说：“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基于这种理论主张，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是议论文和记叙文。就是记叙文中也常有议论。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说理曲折尽意。其特点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议论文章写得纡徐委备,与欧阳修的风格近似。例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语气和缓，感慨却很深切。其次是文虽质朴,但纵横开合,有摇曳之姿。如《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两文，都为怀才不遇者吐气，融注着作者的愤懑和不平，但他没让感情一泻无余地迸发，而是以一波三折的语调缓缓议论下去。前一篇，黎、安二生因乡人讥其“迂阔”，请求曾巩为之辩驳。文章实际上是要反击世俗对古文运动的诬蔑，但作者没有正面驳斥，却扣住“迂阔”二字，作了三层转折：自己亦“迂阔”；“迂阔”比二生为甚；“迂阔”之“善”与“不善”，吞吐抑扬中露出勃郁之气。《王平甫文集序》以“人才难得”为中心，纵论周秦以来起用人才之少，埋没人才之多，峰回路转之后，才为王安国一抒同情之慨。这样的文章虽不及韩愈那样纵横变化，却自有纡徐曲折之妙。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其敛气蓄势之功颇深。第三，曾巩的文章又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俯仰如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叙述得条分缕析，头绪分明。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记叙文字，虽似不文,却极精练，无不达之意。
曾巩的记叙文也偶有写景之作，极刻画之工。例如《道山亭记》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很有特色。还有一些论及学术、文艺的文章，例如图书“叙录”以及《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谈古今,不无卓见,但也时常流露出卫道的气息。《宋史·曾巩传》评论曾巩的文章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也能诗。现存诗
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略似其文。元代刘□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江西抚州“兴鲁书院”一角（曾巩曾在此讲学）
曾巩著作传于今者有《元丰类稿》50类，有《四部丛刊》影元本。但据韩维所撰《神道碑》,尚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今皆不传。有些佚文见于《宋文鉴》等选本。又世传《隆平集》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曾国藩
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同前）。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曾
几
南宋诗人。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其先赣州（今属江西）人,后徒河南洛阳。在吏部考试，列优等,赐太学上舍出身，为校书郎。后出任应天府（今属河南）少尹，庭无留讼。高宗朝，历官江西、浙西提刑，后因得罪秦桧被免职。任广西运判，固辞。侨居上饶（今属江西）茶山寺。秦桧死，再起为浙西提刑，知台州（今属浙江）。后任秘书少监，奉旨修《神宗宝训》,书成,权礼部侍郎。孝宗隆兴二年(1164)辞官。
曾□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勤于政事。他的学生陆游替他作《墓志铭》，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陆游又在《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近尝示诗》中称他“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他学于韩驹，所以后人也把他列入江西诗派。
曾□诗多属抒情遣兴、唱酬题赠之作，风格闲雅清淡。五、七律讲究对仗自然，气韵疏畅。古诗如《赠空上人》、《东轩小室即事五首》、《春晴》，近体诗如《南山除夜》、《南归题扬州竹西亭》、《雪晴》等，均见功力。《寓居吴兴》、《食淮白鱼》等，于写景咏物之中流露出渴望收复中原之情；《苏秀道中大雨》写秋雨给农家带来的喜悦，也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所著《易释象》及文集已佚。《四库全书》有《茶山集》8卷,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有武英殿聚珍版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曾 朴
近代小说家、出版家。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次年赴京参加会试，以墨污考卷出场。其父曾之撰为他捐得内阁中书，在京常出入其岳父的好友户部尚书翁同□之门。甲午中日战争时，他支持翁同□抗御外侮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夕，在上海筹办实业，与维新派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常相过从，慷慨议政,赞助维新派主张。戊戌政变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常熟名士沈北山上疏，请慈禧太后归政，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他与沈关系密切。慈禧太后拟废光绪皇帝，他曾参与联名电谏。
曾朴自幼笃好文学，养成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曾在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过法文。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结识曾经在法国侨居多年的陈季同。在陈指点下，三四年内集中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并阅读了许多法译的西欧各国文学名著，自云“因此发了文学狂”。光绪二十九年以后，舍弃仕途，先经营蚕丝业，后改营出版业。光绪三十年，与徐念慈等在上海创立小说林书社,提倡译著小说,先后出版创作小说及翻译小说多种。同年，开始长篇小说《孽海花》的创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创办《小说林》杂志。这一时期，他与民主革命派金天翮交往，对革命持同情态度。当时清政府拟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苏浙绅商合力反对,曾朴与马相伯等人发表拒借外资，招集民股的演说，予以支持。民主革命战士秋瑾被浙江巡抚张曾□杀害，浙省民众发起驱张运动。清政府将张调往江苏，曾朴等联名电请清政府收回成命，形成江苏拒张风潮。清政府为之侧目，曾被列为密电捕拿的三人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小说林书店因资金困难歇业。次年，曾朴再入政界,在两江总督端方幕中任财政文案,后以候补知府资格分发浙江，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宣告独立后，被选为张謇为议长的江苏临时议会议员。后曾任江苏官产处处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期间，曾朴与蔡锷等反袁人物密切往来，并资助陈其美、钮永建等人的反袁活动。此后在军阀势力盘据江苏期间，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能避行恶政，并反对军阀之间的战争。
1926年，曾朴再度离开政界。1927年与其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并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着手改写和续写《孽海花》。1931年，《真美善》杂志停刊，他回到家乡常熟虚□园，潜心园艺，游憩养病，直到病故。
曾朴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孽海花》。《孽海花》的始作者为金天翮，先写了6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在中国留日学生所办革命刊物《江苏》月刊第八期上发表了第1、第2两回。后将原稿寄给曾朴所办小说林书社。曾看后，认为“是一个好题材”，对小说写法提出一些意见。金天翮本是诗人、学者，自觉“究非小说家”，遂与曾朴共同酌定全书60回的回目，改由曾朴续写。曾朴接手后，“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分别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由小说林社在东京印刷出版初集（1至10回）和二集（11至20回）两册，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杂志创刊后，又继续发表至25回。1927年《真美善》杂志创刊，陆续发表修改后的第20至25回和新写的第26至35回。1928年，真美善书店重版一、二编（20回本）。1931年以后，出版了三集（21至30回），后又将30回合为一册重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印了30回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将31至35回作为附录。
金天翮创作《孽海花》时，正当帝俄想占据中国东北。而此前洪钧出使俄国时，曾以重金购买并翻印俄人所制中俄交界图,将帕米尔之一部划入俄国,为言官弹劾。“故以使俄之洪文卿（钧）即曾本的金□（雯青）为主角，以赛金花（即曾本的傅彩云）为配角”，“作五十年来之政治小说”（金天翮《答访者问》、《为赛金花墓碣事答高二适书》）。曾朴接手后，“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遂改称“历史小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广告》说：“本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如旧学时代、中日战争时代、政变时代,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1927年后的修改本,将第2回中激烈地正面指斥专制制度、科举制度的话删除许多，有损于思想性。
《孽海花》是近代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都比较高的一部。作者与金天翮共拟60回目，末回为“专制国终撄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又作者手拟的《孽海花》人物名单分旧学时代、丙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可见原拟写至庚子后的革命活动为止。但全书没有写完，只写到甲午战后戊戌变法之前。书中人物大都影射时人，以主人公金□、傅彩云的经历为经，串连一大批高级士子，通过他们的活动，描写了从同治初年起到甲午战败为止的约30年间“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的变动”。从中可以看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帝党、后党的激烈斗争，在此过程中，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等政治势力的消长演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思想、学术、文化的变化。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封建士大夫的昏庸与堕落。全书写了200多个人物，从最高统治者慈禧、光绪，到官场文苑的达官名士,到下层社会的妓女、小厮,涉及朝廷宫闱、官僚客厅、名园文场、烟花妓院直至德国的交际场，俄国虚无党革命等，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有些人物如金□、傅彩云、李纯客、大刀王二、夏丽雅等写得颇为生动，使当时读者耳目一新，影响很大。《负暄絮语》说：“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1905年版《孽海花》
曾朴交游广泛，阅历丰富，对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有过直接的观察与体验。并对中国的传统学问和各种文体都比较熟悉，又通法国文学，有深广的文学素养。因此，《孽海花》一书在选材、结构、语言方面都独具特色。作者曾说《孽海花》虽也是联缀多数短篇成为长篇，但譬如穿珠，它不是直线穿的，而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在遣词造句上，也多有锤炼。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派”与“旧派”的观念是笼统的，加上作者追求轶事的趣味性，往往影响人物政治面貌的明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也大都给以唯心主义的解释，归之于一些偶然的表面的原因。对赛金花的风流逸事，常在细加描写时流露出艳赏之情。此书出版后风靡一时，评论、考证、续作,蜂拥而出,形成一股“赛金花热”，其社会影响也有消极的方面。
1943年，曾朴的同乡燕谷老人(张鸿1867～1941)所作《续孽海花》出版。全书共34回(自31回至60回)，故事叙述到辛丑和约,是作者受曾朴之托赓续撰述而成,在续作中较有代表性。曾朴的著作,除《孽海花》外,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第一部《恋》；戏曲《雪昙梦》院本；《补〈后汉书·艺文志〉》、《补〈后汉书·艺文志〉考证》等。诗文集及读书札记多种,均未刊印,已发表的单篇散见于《小说林》、《真美善》杂志及《曾公孟朴纪念特辑》等。译作有雨果的小说、戏剧《九十三年》、《笑面人》、《吕克兰斯鲍夏》、《欧那尼》等多种,还有左拉《南丹与奈侬夫人》,莫里哀戏剧《夫人学堂》等。
曾 瑞
元代散曲作家。字瑞卿，自号褐夫。大兴人（今属北京）。因喜江浙人才风物而移家南方。《录鬼簿》记他“临终之日，诣门吊者以千数”，可知他当时已有盛名。由于志不屈物，不解趋附奉承，所以终身不仕，优游市井，赖江淮一带熟人馈赠为生。善绘画，能作隐语小曲，散曲集有《诗酒馀音》行于当世，今佚。杂剧有《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有人以为即《元曲选》中《才子佳人误元宵》，但不一定可靠），今存散曲约小令90余首，套数17首。
曾瑞的散曲以写男女恋情,山林隐逸为主,也有一些讽世的题材。“情词”直露明朗，如〔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四时闺怨》，《闺中闻杜鹃》等。而写隐逸及写景的作品则清放平实，如“南山空灿，白石空烂，星移物换愁无限”（〔山坡羊〕）。“山如佛髻，人登鳌背，穿云石磴盘松桧”（〔中吕·山坡羊过青哥儿〕）等句，意境旷淡。他的散曲中不避俚俗，有时以市井语入于曲中，继承了早期散曲通俗本色的传统。
湛方生
东晋诗人。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据他的《庐山神仙诗序》提到“太元十一年”一语，可知他当生活于东晋后期。曾任卫军谘议。
他的诗以写景之作见长,诗风较平淡,略近于陶渊明，有时又有巧构形似之句，似受张协影响。还有些诗略带玄言气息，与“始革孙许之风”，（《宋书·谢灵运传论》）而“玄气犹不尽除”(《南齐书·文学传论》)的殷仲文、谢混等人的作品有类似之处，标志着诗风转变的契机。他的诗如《还都帆诗》:“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除末两句外,全是对仗，而通篇不用典故，显得自然流畅，意味隽永。又如《帆入南湖诗》中的“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天晴诗》中的“青天莹如镜，凝津平如研”；体物写貌，富于情致。
湛方生的杂言诗，在文体方面上承西晋傅玄、夏侯湛，下启南朝宋谢庄。这些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如《秋夜诗》中的“秋夜清兮何，秋夕之转长，夜悠悠而难极,月□□而停光。播商气以清温,扇高风以革凉。水激波以成涟，露凝结而为霜”等句，既写景，又刻画了愁人孤寂的情绪。显得生动而真切。这种诗体对南朝的辞赋也有较大的影响。
此外,湛方生还有一些文和赋,但多系残篇。其赋的风格与杂言诗相似；文多“铭、颂”之类。《吊鹤文》中：“辞丹穴之神友,与鸡鹜而同庭。轩天衢而奔想,顾樊笼而心惊。独中宵而增思，负清霜而长鸣”似借鹤以自喻，抒写其失意的牢骚。
《隋书·经籍志》载《湛方生集》共10卷，今佚。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9首,另有一些佚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和赋18篇。
张 泌
五代词人。名一作“□”，字子澄。常州（今属江苏）人。初官句容尉，南唐后主征为监察御史，历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改内史舍人。后随李煜归宋,入史馆，为郎中。但《花间集》不收南唐词人；又《花间集》成书在后蜀孟昶广政三年(940),其时张泌似尚未为南唐舍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南唐张泌与《花间集》所收“张舍人”为二人。也有的学者以为张泌也可能曾经仕蜀。
《花间集》收张泌词27首，大多写艳情。《古今词话》说他早年以〔江城子〕二阕得名。〔江城子〕写少女春思，如“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睡起卷帘无一事，匀面了，没心情”，清新活泼,写情微妙,浅而不俗。他也有委婉清丽之作,如〔浣溪沙〕“独立寒街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痴情邂逅，含蓄幽艳。但他更多是写轻狂冶游,因而表现技巧虽然不俗,思想感情却流于浅俗，显得平庸。
章炳麟
近代思想家、学者、散文家。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顾初名绛，入清后改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章□，道光二十九年拔贡，长于医，“暇则以诗自娱”（《两浙□轩续录》）。章炳麟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自称读了《东华录》和受到外祖父朱有虔讲述明清遗事的影响，“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民国光复》演讲辞）较早孕育民族主义思想。光绪十七年(1891)，23岁时，到杭州诂经精舍跟随著名经学家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开始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释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但他并不墨守师承，而是“精研故训，博考事实”。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炳麟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助维新变法,希望“以革政挽革命”(《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他曾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上李鸿章书》）；又至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炳麟避地台湾,东渡日本,虽对康有为、梁启超仍表同情，但亦和孙中山相晤，“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光绪二十五年(1899)，义和团运动掀起。次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章炳麟受到极大震动，在唐才常于上海召开的“国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政府，又反对拥护光绪皇帝,开始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他针对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论调撰《正仇满论》，公开提出“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把改良派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斥为“载□小丑”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他定期于日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亲拟宣言书，并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合刊，在《苏报》发表。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苏报案”，章炳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在狱中宣告“不认野蛮政府”，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并参加光复会，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出狱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揭露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意旨,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在当时起了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对敌斗争的英勇，论战文章的犀利，至今犹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以妥协而告终。章炳麟和同盟会早有裂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与立宪党人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即改为统一党。不久,袁世凯攘窃国柄，以遂私图，章炳麟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被幽禁三年。释放后，他一度担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军政府派系斗争激烈，他不顾孙中山的劝慰，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又到贵州、四川，后归上海。这时，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炳麟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又在国民党右派的怂恿下，反对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袭取沈阳，进陷吉林，章炳麟主张抵抗侵略。“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章炳麟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晚年迁居苏州，创章氏国学讲习所。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他又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次年病逝。
章炳麟在文学方面是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来诠释、评论文学的。他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把有形质的、自成首尾的,都叫文章;把有辞藻、有情韵的，则叫“□彰”（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对文章又区分为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两种。图画、表谱等是“无句读文”。句读文中“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是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无韵文。章炳麟从有形质而自成首尾即为文章这一概念出发，尚质直，重证据，戒空论，反夸饰，认为议论文章要以学问为基础，不能空泛无据，叙述文章要“确尽事状”，“比类知原”，不能以猜测为实事。“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著”,反映了经学家的治学精神。他以为文章分“雅”、“俗”，质直的辞语叫“俗”，有规律的辞语叫“雅”。造辞能表达意旨，叫做“尽俗”；“雅”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他反对有意模糊不清和强行润饰的“诡雅异俗”。又以为文章的刚柔，反映了时代的盛衰，如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劲”；东汉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唐代“国威复振”,“终有韩（愈）、吕（才）、刘（禹锡）、柳（宗元）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则与西京相依；”（《□汉微言》）。从自己的文章观念出发，他对近代及同时文人如龚自珍、魏源、谭嗣同、黄遵宪、王□运、康有为等都有所论列（见《与友人论文书》、《与邓实书》）。章炳麟墨迹
章炳麟自称,少慕韩愈“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34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任,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自述学术次第》）。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认为“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国故论衡·论式》)。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斗争有关，针锋相对，以深厚的学识作革命政论，内容充实，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后来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文，诘屈聱牙，索解为难，每为论者所不满。他在诗赋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诗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诗,以为四言“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可用以专写性情”（《自述学术次第》）。但他的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往往古奥难读。早期有些小诗如《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平易的语言抒写革命的友谊和壮怀，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章炳麟于1914年手定《章氏丛书》，其中《文始》、《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是专讲文字音韵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共7篇，专论文学,诸如文学的界说、历代散文和诗词歌赋的优劣等。《太炎文录》则为他的诗文结集，但很多重要政论性文章和函札，每多刊落。1933年，《章氏丛书续编》出版，收《广泛语骈林》等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章炳麟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太炎文录续编》也只掇拾一部分诗文。《章太炎全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张 潮
张潮字山来。新安人。除编《虞初新志》外,尚著有《幽梦影》、《花鸟春秋》、《补花底拾遗》等。
小说以“虞初”命名，始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虞初周说》，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旧释人名，但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书名。后汤显祖有《续虞初志》4卷，邓乔林有《广虞初志》4卷，大抵裒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写。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汇为一编，共20卷。后郑澍若又有《虞初续志》12卷。各种“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说选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章与以前各家选本有所不同，其中大抵真人真事，不尽是子虚乌有。如魏禧《姜贞毅先生传》、王思任《徐霞客传》、吴伟业《柳敬亭传》都是实有其人其事。至如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就更是真实记载。《虞初新志》所收故事的题材很广泛,一般都带有一些奇异的情节或不寻常的事件和人物，如王士□的《剑侠传》、彭士望的《九牛坝观□戏记》等，最为突出。
《虞初新志》中所收集的不少篇章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胜。
有康熙年间刻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张 翥
元代诗人。字仲举，晋宁（今山西临汾）人。少年时四处游荡，后随著名文人李存读书，十分勤奋。其父调官杭州，又有机会随仇远学习，因此诗文都写得出色，渐有名气。张翥有一段时间隐居扬州，至正初年(1341)被任命为国子助教。后来升至翰林学士承旨。
张翥诗中有反对农民起义军的内容，也有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他的《□农叹》写一个运送军粮的老汉，家有老妻，无儿无女，千里迢迢把军粮送到兵营，被打得体无完肤。他回到家中，却见“老妻出佣食，四顾筐箧无”,而官吏还来逼他去服役,他唯有“仰天哭欲死”，而“醉吏方歌呼”。另外如他的《人雁吟》，写“叹息人穷不如鸟，何日相随如雁归”，也包含着对人民苦难的关切。
张翥的词不如他的诗写得细腻而圆润，缺乏社会内容。但也有一些慷慨苍凉之作，如〔沁园春〕《广陵九日，与刘士□、成元璋泛舟邗沟》，〔洞仙歌〕《辛巳岁燕城初度》，〔鹊桥仙〕《丙子岁予年五十，酒边戏作》,这些词寓人世炎凉于豪放之中,清人颇为推崇。张翥的散文更不如词，但他本人却常以文自负。
由于张翥死于元末明初乱中，所以遗稿多散失，今存《蜕庵诗集》4卷，词2卷。
张 岱
晚明散文家。字宗子，改字石公，号陶庵，又自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侨寓杭州。明亡后披发入山，安贫著书。
张岱出身于一个仕宦家庭，他在文学上沿袭公安派、竟陵派的主张，反对桎梏性灵的复古主义，提倡任情适性的文风。但又不为公安、竟陵所囿，能吸取两家之长，弃两家之短。其作品题材范围广阔，于描写山水景物之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亡后，他隐迹山居，在国破家亡之际，回首20年前的繁华靡丽生活，写成《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书，以抒发他对故国乡土的追恋之情。张岱文笔活泼清新，时杂诙谐，不论写景抒情,叙事论理,俱趣味盎然。如《陶庵梦忆》中《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均写得意境极佳。其他如《金山夜戏》、《柳敬亭说书》、虎丘的月夜、西湖的莲灯，无不写得逼真如画。张岱以散文的成就，被认为是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作家。
张岱又是明末爱国史学家。他家经三代积累，聚集了大量明朝史料。他从32岁开始就利用家藏资料编写纪传体的明史。明亡后，他在“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困苦生活中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史书,题名为《石匮藏书》。当时由于崇祯一代史料不足，《石匮藏书》只记到天启朝。直到康熙初，他应征参加编修《明史纪事本末》，才补写了崇祯一朝的纪传，题为《石匮后集》。他借辑明代遗事表达了对故国的沉痛怀念和坚贞的民族气节。
有《琅环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
张 祜
唐代诗人。字承吉，小名冬瓜。清河(今属河北)人，一说南阳(今河南邓县)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德宗贞元初,宣宗大中中弃世。张祜举进士不第。元和中,赴许州投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幕。既而游于淮海，自嗟穷贱，有“坐愁身兀兀”(《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之怨。敬宗立(825),以李光颜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祜复往依。次年九月，光颜去世，张祜乃南游姑苏。时白居易为苏州刺史，祜访谒之。相传白居易戏称张祜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亦笑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唐摭言》)，遂为诗坛佳话。大和三年(829),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素器重张祜的才能，在他任节镇期间,他曾亲草荐表,令张祜缮所作诗300篇诣京进献,为内臣所抑(或说为元稹所抑)，书奏不下。元稹不久即东归。与杜牧友善。会昌五年（845），杜牧自黄州移刺池州。张祜前往同游，吟咏唱和。性耿介不容物，数受召幕府，辄自劾去。自后沉浮人间，多在江湖。晚年慕曲阿（今江苏丹阳）风物，遂移家卜筑于此终老。
张祜在元和中即以宫词闻于时，传入禁中，宫女类能谱唱。如“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其一），尤传诵入口。然当时或病其“辞曲艳发”，流于轻薄；据说元稹且以为张祜诗雕虫小巧，有伤风教（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其实，其中有些绘声绘色、摹状歌舞艺术的诗篇，容姿体态，形象鲜明，还是值得重视的。
宫词之外，张祜诗以浪迹江湖、流连光景及抒写潦倒生活感受、朋友离合聚散之情的作品为多,其中如《题金陵渡》，写津渡夜景,弥见清丽,尤为后世传诵。同时也有关怀时政的如《喜闻收复河陇》、《元和直言诗》等,评论诗文的如《叙诗》、《读韩文公集十韵》等,其中有不少长篇，前人罕所论列。杜牧、李涉、陆龟蒙等对张祜诗极意称扬。杜牧谓“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李涉谓“爱君气坚风骨峭，文章真把江淹笑”(《岳阳别张祜》)，未免有夸大失实之嫌。陆龟蒙评祜“短章大篇，往往间出”，“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认为其晚年诗作深得“谏讽怨谲”之意，持论较为平允。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祜诗》
1卷。传于今者有：清席启寓刻
2卷本《张祜诗集》，清丁丙善本书室所藏及清刘世珩刻
5卷本《唐张处士集》与《张处士诗集》,清代吴寿□拜经楼藏旧抄
6卷本《张承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蜀刻10卷本《张承吉文集》数种。其中10卷本收诗视诸本为多。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张国宾
元代戏曲作家，演员。名一作张国宝，艺名喜时营(营一作“丰”)。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平不详。钟嗣成《录鬼簿》载张国宾曾任教坊勾管（据《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所属有“管勾”官,“勾管”或误）。所作杂剧今知有四种:《高祖还乡》已佚,《薛仁贵荣归故里》、《相国寺公孙合□衫》及《罗李郎大闹相国寺》三种皆存。
《薛仁贵荣归故里》写薛仁贵靠征伐之功发迹变泰，其间父母却在家受尽穷困凄凉。剧本反映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农民企慕荣贵的思想，也写出一旦发迹后忘本变脸的行径。薛仁贵拜“天下兵马大元帅”，衣锦还乡，骑在马上，口口声声“兀那庄家”，“兀那厮”，不认当年穷苦伙伴。乡人辨认出他后，发出“你看他马儿上簪簪的势,早忘和俺掏斑鸠争攀古树,摸蛤蟆混入淤泥”的感慨。作者在颂扬发迹变泰的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些矛盾。此剧描写生动自然，曲词通俗淳朴,富有乡土气息。《合□衫》一剧,写恶棍陈虎受人之恩反夺人妻,使恩人张孝全家产荡尽,家人离散。18年后张子报仇,方得合家团聚。剧情曲折,以一件□衫为张家祖孙三代相认的表记，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主题。此剧流传较广，后世有不少剧种改编上演。《罗李郎》一剧,《元曲选》题为张国宾作，但《录鬼簿》未著录,因此有人以为非他所作。
张 翰
西晋文学家。字季鹰。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号“江东步兵”。齐王司马□执政，召授为大司马东曹掾。当时王室争权，张翰托言见秋风起而思吴中“□羹”、鲈鱼，弃官还乡。不久，齐王□败，张翰因得免于难。
张翰有《杖赋》、《豆羹赋》、《诗序》，皆系残篇。诗作中《赠张弋阳》四言7首,为送别友人之作，情词婉洽；《无题》2首,当为西晋末忧时伤己之作。《文选》录其《杂诗》1首，写归隐的感叹,其中“黄华如散金”一句，尤为后人所称赏。梁代钟嵘《诗品》把“黄华之唱”与“绿蘩之章”并列，誉为“虬龙片甲，凤皇一毛”；李白有“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之语；唐代曾以此五字命题试士。其诗文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张衡
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17岁时游学三辅，后来到京都洛阳，就教于太学，“通《五经》，贯六艺”。他淡于功名，屡次被公府征召，都推辞不就。永元十二年(100),始任南阳主簿。后被征入朝，拜郎中，两次任太史令，又作过侍中、河间相等官。
张衡勤敏好学，博识多能，在述志之作《应闲》中曾以“约己博艺，无坚不钻”自许。他在任太史令期间，悉心研究天文、历算，著《灵宪》、《□罔论》等科学著作，并先后发明和制作了举世闻名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又曾上疏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写有《请禁绝图谶疏》。
张衡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和诗。他的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这两篇赋合称为《二京赋》，是他早年入京后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张衡传》）而作。题材体制均模拟班固《两都赋》，但结构更为宏阔，思想艺术上也显示出某些特色。赋的主旨是规讽统治阶级，有些议论颇为深刻切直。如告戒统治者切莫“剿民以□乐，忘民怨之为仇”，警告他们要知道“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理解。《二京赋》中描述了以前的同类大赋从未记载的若干新事物，如它对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百戏的演出情况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断描写生动，如《东京赋》中“濯龙芳林”以下一段，仿照《子虚赋》，按东、西、南、北方位铺写景物，语句清新，颇富文采。《西京赋》中写平乐广场观“角□之妙戏”一段，记述各种技艺的表演，宛如目睹，且是中国古代极珍贵的杂技艺术史料。
张衡的赋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思玄赋》主要抒写政治上忧愤不满的心情。《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是他感到不得志、欲归隐田园时所写。开头写他欲离京归田的原因，中间设想他退隐田园后欣然自乐的生活；末尾则以老庄“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作结。这篇赋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外戚交相干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语言清新，情味悠长，而且颇有骈偶成分，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张衡的诗今存数首，《同声歌》一首为完整的五言诗,写得情真词丽,标志着东汉时代早期文人五言诗的进步；其中又以《四愁诗》最为有名。诗中以比兴的手法写他自己“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的苦闷。诗分四章，写他的“所思”在“太(泰)山”、“桂林”、“汉阳”、“雁门”等远方，但均“路远莫致”，令其不胜忧烦，作品以情诗的形式寄托政治怀抱和失意的忧伤，写得意绪缠绵，兴寄幽深，颇能动人。全诗通篇七言，虽然每首第一句尚有“兮”字，但已是文学史上较早的七言诗，对后世七言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隋书·经籍志》有《张衡集》14卷，久佚；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张华
西晋文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少孤贫，曾以牧羊为生。《晋书·张华传》说他“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曾著《鹪鹩赋》以自喻。魏末，被荐为太常博士。晋武帝时，因力主伐吴有功，历任要职。惠帝时，被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杀害。张华手迹石刻
张华诗今存32首。其中少数作品写自己的壮志和对贵胄与豪门世族骄奢淫逸生活的不满。如《壮士篇》中说：“年时□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表现了诗人及时努力、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轻薄篇》中他揭露士族阶级荒淫奢侈的生活：“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赀财亦丰奢。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童仆余梁肉，婢妾蹈绫罗。”这首诗虽多用偶句，铺陈夸张，但不失其针砭社会的意义。不过,在张华的诗歌中,象《轻薄篇》这样富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作品不多。其他一些诗作,由于内容空虚，单纯追求形式,喜用铺排对仗,堆砌典故辞藻,给人以繁缛乏味之感。梁代钟嵘《诗品》所说:“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正是他诗歌的一般风格。另外，张华还有《情诗》五首，写的都是夫妇离别后相互思念的心情。如“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抚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其三）；“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其五）；语言比较朴实，感情真挚缠绵，但笔力平弱，即《诗品》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张华博学多闻，曾编撰《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
《隋书·经籍志》录《张华集》10卷,已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存《张茂先集》。《博物志》10卷，有今人范宁校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