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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
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从而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1]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原名闻家骅.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秋实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出版书籍《闻一多全集》
。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6年6月18日签署《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该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当时国民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中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唐纵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也因此被撤职。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陈永发表示，整个暗杀事件前後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中正已无法精准的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闻一多是唯美型诗人，是诗人型学者，是学者型诗人。“五四”时代，全才不少，如闻一多之全才不多，如闻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学者也不多。闻一多，13岁考上留美预备学校清华，22岁(1922年)去美，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里学美术，真是找错地方,但对闻一多的诗人生涯来说，真是直入堂奥。芝加哥当时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校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此人后来取汉名“王红公”，为推进当代美国诗坛的中国热不遗余力。
到芝加哥不久，闻一多的诗兴如火山爆发，爆发的契机是读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为“交响乐”，更是这派诗人的做法。意象派诗人佛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组诗，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佛莱契声称他自己从1914年以后的诗作“无一例外，全得自东方艺术”。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响”的佳例———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
闻一多不一定了解这创作背景，但他敏感地发现“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契唤醒了我的色彩感觉”，“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致梁实秋，1922年12月1日)
几个月后，闻一多在纽约见到了意象派后期领袖艾米·罗厄尔(Amy
Lowell)。1925年后者去世，闻氏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中国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纽约时，又得人写介绍信，让他回芝加哥见当时风头最健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诗刊》主编蒙罗(Harriet
Monroe)。桑德堡再三咏叹中国“青铜之美”，而蒙罗则迷恋中国到了准备退休后在中国生活的地步。
但是闻一多与美国诗的接触不久就有一大变化。1923年夏天，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会合。他除了继续学绘画外，还选修了“现代英美诗”课程。当时，英美新派诗人还远没有得到学院承认，科罗拉多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让闻一多读了不少美国“雅致派”、英国“乔治派”等传统味较浓的诗人的作品。由此在闻一多的诗歌趣味中造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先新派，后旧派———他后来在《现代英国诗人序》一文中称他注重的诗都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
Harp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其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和《大连》。其中《澳门》《香港》两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
著有《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并有《闻一多全集》出版。
李金发
李金发（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广东梅县人。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法国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发。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中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李金发诗歌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在法国留学期间，弱国子民在异族里所受到的歧视、恋爱的无望、祖国的忧患，都使他心理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于是，以表现死亡、丑等为擅长的诗人彼德莱尔的诗歌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21年，在饱尝了白眼之辱的环境里，李金发课余就在书籍里寻找安慰，“鲍特莱尔的《恶之花》，他亦手不释卷”了，遂成了一个“唯丑的少年”，讴歌唯丑的人生：“我抚慰我的心灵安坐在油腻的草地上，/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张其淡白之倦眼，/细数人类之疲乏，与牢之不可破之傲气。”（《微雨·希望与怜悯》）1923年春，他在德国编好第一本诗集《微雨》。在创作《微雨》集期间，李金发读魏尔仑、波德莱尔、萨曼、雷尼耶等的诗最多。同时，他还读福尔·瓦雷里以及耶麦等人的诗。当时周作人、宗白华等人读了《微雨》后，称赞李金发为“东方的鲍特莱”，钟敬文认为李金发是魏尔仑的徒弟。
在柏林不满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金发又创作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这时他一方面由于潜心研究叔本华的哲学，愈加深了其悲观思想，另一方面，阅读了歌德等人的作品，诗风有所变化，较少神秘色彩。又过六个月，李金发又写出了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从这本诗集的题记、译诗所涉及的范围来看，有德国的歌德、海涅，法国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发的三本诗集的倾向日趋明晰：在象征的整体特征下，渗透了浪漫的感伤主义。尽管李金发所吸取的影响比较杂，但是，他的诗作中最突出是对死亡、丑恶的抒写以及始终笼罩着的绝望、郁闷、悲哀的烟雾。
孤独感、遗弃感是他深入骨髓的体验，也是他对人生的整体感受，因此他选择弃妇作为人生的象征，以弃妇为中此乃意想的《弃妇》一诗成了他的代表作。
李金发有两句历来为人们指责的诗句：“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在李金发看来，“死亡”是人最终的归宿，它并不可怕，“死！如同睛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若你设法逃脱，/啊，无须恐怖痛哭，/他终究温爱我们。”（《死》）可怕的倒是现实生存。德格格尔认为，死亡能够“使自己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能够使人一次性摆脱焦虑和沉沦的烦恼。现世生活带给人无休止的压抑、焦虑、厌恶，使人产生了浓重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造成了普遍的“神经症人格”。怎样消除这些基本因素呢？李金发认为只有死亡。这里，我们找到了诗人歌颂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在于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彻底绝望，或者是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
李金发对法国象征意义诗歌的借鉴，不是技巧上的，而是骨子里的。这表现在他的诗与波德莱尔们的诗，有着同构的关系。李金发诗歌中，有的提示了生命的虚无（如《希望的怜悯》），有的提示了灵魂的漂泊无依（《里昂车中》），有的诗歌颂死亡，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生活》），有的提示了上帝死掉后人的灵魂的不胜重负（《不幸》）。
李金发诗歌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在表现死亡主题时所使用权的意象有许多相异处，但是，李氏诗与波氏诗的相似处，是主要的。在诗的主题与抒写对象上，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突出了三大主题：死、梦幻、爱情。李金发的三本诗集也是如此的。
传统的中国诗歌，是少有“丑怪美”的审美心理的。我们民族肯定“生”的价值，且具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乐感文化特点，弱化和麻痹了知识分子对苦感、愁感、丑感、恶感的感受。在艺术表现层次上，铸造了他们不叙苦、不言贫、羞于言苦、耻于言贫的心理。魏晋时“人的自觉”思潮对这种价值观有所冲击，但毕竟未能成为支配中国人灵魂的主要力量。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信念，突出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在否定的形式中达到对个体生存价值观的肯定，这是近代人或者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在悲剧性的微笑中发掘“丑”之美，意义在于正视了生活落差、人生落差、命运落差在心灵上引起的酸辛。要写出“丑怪美”的作品，必须具备三个层次：⑴生活上的“丑况”；⑵心理上的“丑感”；⑶诗人的表现意象。“丑况”在主体心理上转化成强烈的“丑感”，但形成艺术表现的意象还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发在巴黎形成的“厌世、远人”，“颓废而神奇”的思想，主要并非来自民族和传统，而是在异域受《恶之花》潜移默化的结果。例如，李金发与波德莱尔对“死”之赞美，对“生”之厌腻，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染上了“世纪病”，心上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病态的“恶”之花，其主题，乃至抒写对象都极为相象。他们对死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
梦幻和爱情，又是象征派逃避“生”之痛苦的避风港。现世生活使人有无边的烦恼，死神又无处不在地向人微笑。固然，死是对生的烦恼的解脱，除了死亡之外，在象征派诗人的眼中，还有梦幻和爱情。李金发有不少诗作都写自己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他的《假如我死了》。这首诗假设自己死了，其幽灵夜间走近爱人的身边，给其亲吻和抚爱，并表明自己的爱情将“统治”所爱人的整个青春与生命。幻想的世界有两种：一为天堂，一为梦境。《为幸福而歌·乐土之人们》属前者，《微雨·寒夜之幻觉》为后者。
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穆木天
穆木天（1900-1971），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赴日本留学，1921年参加创造社，回国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负责左联诗歌组工作，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后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旅心》(1927)、《流亡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等。
191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1年加入创造社。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注重声、色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情调忧郁、感伤。同期还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1926年夏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成为在创作上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1931年加入“左联”，九月与杨搔、浦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诗歌大众化。193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并创作了10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辗转昆明、广州、桂林、上海等地从事教学和创作。解放后先后在东北师大、北京师大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穆木天曾经指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这段话强调了暗示对于诗歌创作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充分运用暗示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是象征诗派极为重要的诗学策略。在《苍白的钟声》一诗中，诗人充分利用了形式与意象上的暗示作用，借缈缈钟声的描摹，传达了悠悠的感伤之情。
穆木天评论选
从这首诗来看，诗人启用了大量色彩晦暗、调子低沉的词语来写飘渺钟声，写出了钟声的苍白、衰朽与灰黄。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人间词话》）这首诗对于如此令人感伤的钟声的写照，其旨意何在呢？它要写出诗人心中的那种惆怅情绪呢？我们再仔细阅读这首诗时就不难发现，诗歌中反复提到了故乡，诸如“故乡之歌”、“永远的故乡”、“朦胧之乡”、“苍茫之乡”、“古乡之歌”等，由此可见，诗人在这首诗里，要抒发的是对故乡的怀恋之情，正是那种揪心的乡愁撩发了诗人的诗情，进而催生了这首独具风格的新诗。
穆木天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国文学。由于他具有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一定的诗歌创作经验，所以他对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潮，不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悟。穆木天融汇西方象征派诗论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并适当吸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现代观念的指导下，构建出了自己的象征派诗论。对穆木天的这一创造性的建树，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致给予高度的评价。如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就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
从20年代到40年代，穆木天在诗的旅途上对新诗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曲折的探索：20年代，他以象征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旅心》；30年代，他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流亡者之歌》；40年代，他努力贯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了《新的旅途》。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适当吸取象征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可以把诗歌创作向前推进一步，这是穆木天经过艰苦探索而达到的新的认识。
冯 至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州）人。12岁在涿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读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写诗。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五年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返回战时偏安的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任外语系教授。1941年他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十四行集》的诗作，影响甚大。
冯至的小说与散文也均十分出色，小说的代表作有二十年代的《蝉与晚秋》、《仲尼之将丧》等；散文则有1943年编的《山水》集。
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冯至还是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获得过德国“大十字勋章”等多项奖项。冯至的治学方法是“洋为中用”，学风特点是严谨，人品是诚实、正直，谦虚、平等待人和爱国。
冯至12岁在涿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读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写诗。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参加文艺团体浅草社，1925年与友人创立沉钟社，发表了许多诗与散文。192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出版第二本诗集《北游及其他》。这一时期的诗作感情真挚，表达委婉细腻，语言于整饬中保持自然，重要遗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内在的音节美，因而被鲁迅誉为当时“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927年暑假从北大德文系毕业，到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国文，兼北大德文系助教。曾与冯文炳（废名）合编文学刊物《骆驼草》。1930年底至1935年6月留学德国，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1935年9月回国，1936年7月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
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这7年间他的创作和研究都处于比较旺盛的时期，著有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及学术论文、杂文等。1946年7月至196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51年后兼系主任。50年代著有《杜甫传》，当时颇得好评。1964年9月调任现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1982年辞去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作协副主席。1985年民主德国授与他格林兄弟奖，1987年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与他艺术奖，1988年联邦德国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与他宫多尔夫奖。
他的散文集《山水》，以清朗而有情致的文字，在山光水色的描写中追求一种启示性的哲理，显示了他散文创作的艺术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至致力于翻译、教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并坚持创作，还多次出国访问，从事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活动，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出版有散文集《东欧杂记》、传记《杜甫传》、诗集《十年诗抄》、论文集《诗与遗产》、译作《海涅诗选》和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由于他在研究歌德、译介海涅作品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1983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歌德剧院颁发的歌德奖章；1987年又获该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1987年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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