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卞之琳(1910.12.8-2000.12.2),生于江苏海门汤门镇,祖籍江苏溧水,曾用笔名季陵,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西语教授,并且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较多地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卞之琳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诗坛,受过"新月派"的影响,但他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1949)。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数行集》(收入《汉园集》1936)、《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雕虫纪历1930-1958》(1979)等。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响,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现代诗风。
其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为主,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融汇在一起,并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和“亲切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一种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性”倾向的特色。在语言上,他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实现欧化词汇、句法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另外,他的诗由于重意象创造而省略联络,因而诗意大多晦涩。
何其芳
何其芳(1912年—1977年)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是“汉园三诗人”之一。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红楼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阅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著有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集《画梦录》等。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文学艺术的春天》等。
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存下来。
1977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
何其芳的爱情诗,基于个人的喜怒哀乐又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经过外界阻碍在形式上夭折的爱情,净化了他的情感层面,而唤发出对爱情本身的生命体验。爱情如一座高山,何其芳对爱情的追求,逾越了失落爱情的沟沟坎坎。他知道,看得见的爱情之光,他本人无法企及,但他仍然坚信,只要攀登,就会拉短与爱情之光的距离。基于此,他的爱情诗就有别于真实的爱情和理想的爱情,而介于真实倾向理想的层面之中。
要表达这种层面上的爱情,常规的构思和语言是不行的。何其芳在谈到自己写诗的过程中曾受过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最初喜欢冰心,泰戈尔等人的小诗,“用小诗的形式写他的天真的感触,他竟写了满满一小本”。后来,他自认为幼稚而烧掉了。稍后喜欢过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喜欢过戴望舒的诗歌,进而又钟爱梵乐希的名诗《水仙辞》和《水仙的片段》。法国象征派的诗歌与他自小受过的晚唐五代冶艳精致的词风熏陶,产生了共鸣,他在自办刊物《红沙碛》上的早期之作,就留下了这些探索的印迹。然而,何其芳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诗人,讲求艺术的完美。他不断探索、追求、融化古今中外诗歌表现手法中,结合自己的个性、气质,形成了富有艺术魅力的独特诗风。正如方敬所说:“他的诗绝不属于任何中外诗派。他就是他自己,他的诗是他自己心灵的声音,他的诗是他生命的树上自己生长出来的绿叶。
属于“他自己”的“声音”,是他在对语言的独特锤炼上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为表现浮现在他心中的那些颜色和图案,诗人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思。然而,他乐此不倦。曾如何其芳自己所说“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义的幽深和丰富”。
< 何其芳早期之作,已注重文字的锤炼与典故的组合。《莺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用桃花来象征青年男女的爱情并不鲜见,唐代诗人崔护已留下“人面桃花”的典故。何其芳则赋予这个老典故以全新意义:为情而死的女子是美丽的,更美丽的是这个传说本身。
何其芳眼中的爱情是“婴孩脸涡里的微笑”。“是传说里的王子的金冠”,“是田野间的少女的蓝布衫。”(《爱情》)消失了恋人的脚步“有如虚阁的悬琴,久失了亲切的手指,/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又如白扬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片片互递的叹息犹是树上的萧萧”。(《脚步》)欢乐的颜色“像白鸽的羽翅?鹦鹉的红嘴?”欢乐的声音“像一声芦笛?还是从稷稷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欢乐》)银色的梦“如白鸽展开沐浴的双翅,/如素莲从水影里坠下的花瓣,/如从玻璃似的梧桐叶/流到积霜的瓦上的秋声。”(《月下》)诗人把一些抽象的事物变成一些有声有色的图案,具体可感的色彩。这些图案和色彩构成诗人思维运动形态的内核和外在表现。
何其芳“生来具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会把无色看成有色,无形看成有形,抽象看成具体。他那句形容儿童的话很可以来形容他自己: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何其芳自小生活在想象中,缺乏温情的家庭,养成了他在想象中释放自己孤寂的思维习惯。他在诗歌创作中,凭借想象的翅膀去思维,就超越了从概念去寻找意象的常规思维过程,浮动在他心中的本来就是一些想象中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本身因为脱却了概念,就必然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使人在这些熟悉的图案和色彩背后,去品味和思索隐藏的象征意义。我们读他的爱情诗,总会感受到他创造的意象所带来的独特感味,由于意象之间跳跃很大,意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兼容性,就使他的诗有晦涩之感。诚如李健吾所说:“一般人视为晦涩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试看何其芳笔下的相思:“谁的流盼的黑睛像牧女的玲声,/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过了春又过了夏,我在暗暗的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季侯病》)对恋人的怀想,赋予一件普通的罗衫:“襟上留着你嬉游时双浆打起的荷香,/袖间是你快乐的泪,慵困的口脂,/还有一枝月下锦葵花的影子/是在你合眼时偷偷映在脑前的。”(《罗衫怨》)爱情失落的惆怅是:“寂寞的砧声散满寒塘,/澄清的古波如被捣而轻颤。/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休洗红》)诗人眼中的一些图画和色彩变成了一个个奇特而含意浑邃的意象,意象的含义,则取决于读者对这些意象的理解。不同的读者所感悟的意象,自然是有差别的。因为意象本身具有丰富的蕴籍。既不同于汪静之们自然流露的天籁之声,又有别于那些一味地高唱或低吟的泛情之作。
在“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联串事件来表现某物特定的情感”时,何其芳是独特的。他不是在现实里或书本中去寻找与自己爱情经历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而是凭借语词本身的锤炼去想象,去思维,在想象和思维中把自己的情感沉淀在一些看得见的场景,摸得着的物什以及具体可感的事件中,从而赋予这些“实物”、“场景”、“事件”以新的象征意义。这不仅仅大大推动了爱情诗现代化进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高峰,我们在陈敬客和舒婷的爱情诗中,也能感到何其芳“他自己”声音的回响。
南 星
南星(1910—1996),原名杜文成,写诗文多用南星或林栖,河北怀柔人。早年就读于通县师范,后考入北京大学,学英语。
南星曾任教于北京孔德学校,五十年代以后长期在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执教,直至退休。
南星是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诗人、散文家,无论是诗还是散文,南星的作品多发自书斋、书卷的抒情,意象典雅丰富。他对英国散文情有独钟,有精到的研究。因此,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流利清丽的译笔翻译《一知半解》,自不作第二人想,堪称佳著佳译。还曾译《吉辛随笔》、《呼啸山庄》等。张中行云:“如果以诗境为标准而衡量个个人之生,似乎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完全隔膜,不知,当然也不要;另一种,知道诗境之可贵,并有寻找的意愿;还有一种,是跳过旁观的知,径直到诗境中去生活。南星可以说是最后一种。”
王辛笛
王辛笛,原名馨迪。诗人。(1912~2004.1.8)祖籍江苏淮安,生于天津。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6年至1939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语文系进修。回国后,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秘书,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上海烟草工业公司、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副经理,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著有诗集《珠贝集》、《手掌集》、《辛笛诗稿》。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洋文学。
1936年,和弟弟辛谷合出第一本诗集《珠贝集》,是其三十年代前期诗歌创作的一次小结,其中有写于1934年8月的成名作《航》,以及读者传诵的其他诗篇,如《夜别》、《印象》、《生涯》、《冬夜》、《告别》、《二月》、《潭柘》、《丁香、灯和夜》等。
193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研究英国文学。远离故国亲人,孤身负笈异域,浓重的乡愁经审美经验的升华化作了诗行,构成这个时期的作品,即二十余首《异域篇》。这些诗作是辛笛诗风成熟的标志,脍炙人口的篇章有《挽歌》、《秋天的下午》、《月夜之内外》、《对照》、《巴黎旅意》、《杜鹃花和鸟》、《再见,蓝马店》、《刈禾女之歌》、《狂想曲》、《门外》等,这一组诗有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有的应邀寄给戴望舒主编的《新诗》等刊物上。后来收入《手掌集》中的“异域篇”里。
1939年秋二战爆发前夕回国,入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授,讲授莎士比亚和英美诗歌。抗战胜利后,
1946年~1948年是辛笛文学活动和诗歌创作颇为活跃的几年,他除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理事兼秘书外,还担任了美国文学丛书编委,《姿》、《月光》等仍保持着三十年代的婉约蕴藉的特点,同时创作了一些现实题材与现代诗艺有机融合的作品,如《夏日小诗》、《手掌》、《寂寞所自来》、《逻辑》、《憔悴》等。
1947年冬,辛笛因公去美国作短期考察,在这期间写下的《海上小诗》、《熊山一日游》、《甘地的葬礼》、《尼亚加拉瀑布》和回国后写下的《风景》、《山中所见——一棵树》、《夕语》等大多发表在《诗创造》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上。正是经《诗创造》、主要在《中国新诗》上逐渐形成八十年代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诗人群体,辛笛是其中的年长者。辛笛在四十年代后期发表的诗作后来收入《辛笛诗稿》的“手掌篇”中。在那几年里,辛笛还为《大公报》的“出版界”周刊专栏写了十余篇文章,介绍英美新书、辞典、评价诗集等,均收入1948年12月出版的《夜读书记》一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底辛笛入选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后,他转入工业战线工业,直接投身于新生活和社会实际,决心对新事物从头学起,以促进个人诗风的进一步转变,开始了他新诗创作的第二个沉默期。
1957年5月至1962年间,辛笛发表过《陕北道情》等三首新诗,一扫以前的风格,变得朴实无华,琅琅上口。八十年代辛笛迎来诗歌创作的新生。1981年他与八位诗友结集出版的《九叶集》重现四十年代现代诗歌的风采,
“九叶”诗派由此定名。此后,他接连出版三本诗集《辛笛诗稿》(1983年)、《印象·花束》(1986年)、香港版《王辛笛诗集》(1989年),收入了1976年至1986年十年间创作的百余首新作。与友人合集出版的除《九叶集》(1981年)外,还在香港出版了《八叶集》(1984年)。从未回过祖籍故乡的辛笛连续两年踏上淮安故土,创作了《在淮安故里出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会感赋三绝句》、《淮安家乡烹饪杂咏》。
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的散文写作也源源不断,《忆西谛》、《旧书梦寻》、《叶公超二三事》、《雪泥印趣》、《怀念靳以》《展履何处不牵情》、《我和西方诗歌的因缘》、《〈槐聚诗存〉读后》等等,终于在1998年结集出版散文新集《琅轘偶拾》。
他还主编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1997年)。
1995年辛笛在上海和老作家施蛰存、柯灵一同获得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纪念奖。
覃子豪
覃子豪,原名覃基,1912年生于四川广汉。覃子豪有“海洋诗人”和“诗的播种者”的美誉,与钟鼎文、纪弦并称台湾现代“诗坛三老”,被东西亚新诗派诗人奉为宗师。
1931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开始发表诗作,曾与同学合出过诗集《剪影集》。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参与过“左联”东京分部主办的《诗歌》编务。早期诗作编成第一本诗集《生活的弦》,有渴望光明的爱国激情。
抗战时在国民党军队从事新闻工作。1943年辞去军职,一度经商。后在福建漳州创办《太平洋日报》和南风文艺社,又任《闽南新报》主笔。这时出版过诗集《永安劫后》,描述敌机轰炸后永安人民的不屈意志,受到好评。
1947年到台湾,先后任职于省物资局、粮食局。1954年与钟鼎文等创立蓝星诗社,编辑《新诗周刊》、《蓝星诗刊》等,在台湾诗坛有很大影响。1956年主持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在《中华文艺》月刊连续刊载诗习作批改文章,后结集为《诗的解剖》,对培养后进,发展台湾新诗创作有显著推动作用。
50年代后期曾与纪弦为首的现代派展开论战,反对全部横的移植的主张,他认为“诗的意义就在于注视人生本身及人生事象,表现出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
1963年患胆道癌逝世后,朋友们编印了《覃子豪全集》三卷。
覃子豪,1912年出生于四川广汉。1929年入县立初中读书,喜爱诗画,为师 覃子豪诗选
长器重。1931年进入成都成城公学,次年赴北平就读中法大学,深受19世纪浪漫派诗人的影响,推崇象征主义诗风。1935年进入日本中央大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文艺活动,开始进入诗坛,曾倡导“新诗歌运动”。此时期的诗作表现了执著青年对于生命的追寻,诗风明朗,富强烈现实感。
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覃子豪回国投身抗日工作,辗转浙江金华、江西上饶等地,主编《八六简报》、《诗时代》。永安遭轰炸后,诗人以神来之笔,一周写诗45首,控诉日军罪行,有诗集《自由的旗》、《永安劫后》、译诗集《裴多菲诗》、散文集《东京回忆散记》行世。
抗战中,他归国参加抗日文化活动,创作诗歌,主编文学副刊。1947年为谋生计漂流台湾,创办了第一家以抒情为正宗的《新诗周刊》。
1954年,他与余光中等人成立了著名的“蓝星诗社”并任社长,先后主编《新诗周刊》、《蓝星诗刊》等,在台湾颇有影响。“蓝星”是一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无固定理论和绝对信条,最具特色的是“自由创作”路线,提倡充分发挥个人才华、个性,形成独有之创作风格。覃主张“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诗歌应该通过反映现实和人生来观照读者。
1957年覃发表重要诗论《新诗向何处去》,对以西化为核心的“六大信条”进行了尖锐批驳,表达了中国民族主义诗人的心声,引起台湾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强烈共鸣。与此同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传统的严谨与浪漫的抒情相结合,创作出一些上乘诗作。
如《过黑发桥》中写道:
“港在山外/春天系在黑发的林里/当蝙蝠目盲的时刻/黎明的海就飘动着/载满爱情的船舶”;《画廊》是其创作发展上具有转折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一本诗集。诗人从生活表层的人生批评,深入到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如《肖像》:“这肖像是一个诠释/诠释一个憔悴的生命/紫铜色的头颅是火烧过的岩石/他来自肉体的炼狱/他的灵魂在呐喊/我听见了声音”。
可惜,诗集出版的第二年(1963年),正处于艺术发展阶段的诗人却因肝癌病逝。
“蓝星”在台湾诗社中占有重要地位,共出版诗集、散文集、评论集达53种,编发各种诗刊327期,为中国诗歌宝库增添了丰富作品。这与覃子豪的辛勤努力密不可分,他被誉为上世纪东南亚最著名的“海洋诗人”,台湾“诗的播种者”及“蓝星象征。
纪 弦
纪弦(1913~
),原籍陕西周至,生于河北清苑,原名路逾,笔名路易士、
青空律。当代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1953年创办并主编《现代诗》季刊。纪弦不仅创作丰富,而且在理论上也极有建树。他主张写“主知”的诗,强调“横的移植”。
纪弦与覃子豪、钟鼎文并称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他的诗极注重创新,后学者竞相仿效,堪称台湾诗坛的一面旗帜。
1924年定居扬州。1929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举办画展。1934年创办《火山》诗刊,翌年与杜衡合编《今代文艺》。1936年支持戴望舒等创办《新诗》月刊,同年创办《诗志》,与《新诗》及吴奔星在北平编辑的《小雅》相互呼应[2],互登广告,成为当时南北鼎足而三的有影响的诗刊。与徐迟、吴奔星、施蛰存等人友善。此时诗作深受现代派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汉口、长沙、昆明、香港等地,曾任国际通讯社日文翻译,主编《诗领土》。抗战胜利后始用纪弦笔名写稿。1948年由上海赴台湾,曾编辑《和平日报》副刊《热风》。1953年创办《现代诗》季刊,发起成立现代诗社,引起台湾诗坛关于现代诗的一次论争。1974年自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退休,1976年赴美定居。
著有诗集《易士诗集》、《行过之生命》、《火灾的城》、《爱云的奇人》、《 纪弦自选集
烦哀的日子》、《不朽的肖像》、《在飞扬的时代》、《纪弦诗甲辑》、《摘星的少年》、《饮者诗抄》、《槟榔树》(分甲乙丙丁戊5集)、《晚景集》、《纪弦诗选》、《纪弦精品》,诗论集《纪弦诗论》、《夜记》、《一封信》、《纪弦论现代诗》、《纪弦自选集》、《纪弦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