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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
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神宗熙宁时期，黄庭坚先后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属江西），政令清简平易。七年，移监德州德平镇。元□时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其间苏轼知贡举,曾聘为参详官。《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绍圣时新党章□、蔡卞等用事，迫害元□旧臣,黄庭坚被劾修实录诬枉,责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后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徽宗即位，受命内迁，又因赵挺之排挤，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政治态度与苏轼相近，他不大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为人有抱负，有识见，讲操守。“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今年贫到骨,豪气似元龙”（《次韵杨明叔见饯》），可看作他的自我写照。他身临逆境。能安贫乐贱，泰然自处，“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豫章先生传》）。一生承受了儒学思想的影响，对禅学也濡染较深。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冷斋夜话》还载有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被江西诗派奉为“创作纲领”，曾对后来作者发生过消极影响。其实，“夺胎换骨”说，不见于山谷的著作中，未必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张。而在谈论点铁成金的那封信中他还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即自有主旨；又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正因作者自有主旨，所以虽取古人陈言，只是作为供陶冶之物。所以他的论文并不忽视社会作用，认为文章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以此他赞佩杜诗“善陈时事”(《潘子真诗话》引)。对理与辞的关系，肯定“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与王观复书》）。他又认为“诗者人之情性”（《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寄晁元忠》）。黄庭坚还说过“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无斧凿痕，乃为佳耳”（《与王观复书》）的话，主张“矢诗写予心，庄语不加绮”（《次韵定国闻苏子由卧病绩溪》），“不雕而常自然”（《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这两方面的看法自然都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
黄庭坚有“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的名言，矢志在诗歌上“独辟门户”。终于以其独特的诗歌风貌卓然自立，与苏轼并称“苏黄”。并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黄庭坚关心现实。对百姓疾苦深表同情。早年写过著名的《流民叹》,任太和令时曾深入山区察访乡农,写了《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描写人民疾苦真切的诗篇。他慨叹“民病我亦病”,提出了“年丰村落罢追胥”(《次韵寅庵》),“要使鳏寡无颦呻”（《赠送张叔和》）的愿望,盛赞友人“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寄李次翁》）的品德，体现了怜贫恤苦的爱民思想。黄庭坚也有关注国防问题的爱国诗篇，如《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和游景叔月报三捷》等诗，热情地表彰边将战功。《送范德儒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以奋发的激情勉励友人为保卫疆防贡献才智。
黄庭坚的诗往往具有超迈的识见和襟怀。北宋后期党争剧烈,仓皇反复,黄庭坚也牵连其中,备受其害,却能破除门户之见，较为公正地看待问题。如在《次韵子由绩溪病起》、《再作答徐天隐》、《病起荆江亭即事》等诗中，曾针对党争的偏见，提出了“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开纳倾万方，皇极运九畴”，“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的可贵见解。黄庭坚政治上的升沉虽与元□旧僚连在一起，但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等诗中却能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新学，给以公允的评价。
写景、寄识、遣怀、赠答、题画等类抒情诗，最能体现黄庭坚的艺术匠心和独创个性。如古体诗《题竹石牧牛》、《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以命意新颖、笔力奇崛见称。七言律绝诗,如《登快阁》写洒脱襟怀,《寄黄几复》写友情,《病起荆江亭即事》咏时事,《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描摹江南胜景，《过平舆怀李子先》抒发思归情怀，《清明》寄托世事人生的感慨等，大都思致幽远，情趣深浓，能给人以美感享受，是历来深受赞赏的佳篇。
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诗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寻绎；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起结无端,出人意表；讲究烹炼句法,点石化金，下语奇警，使人惊异，所谓“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跋高子勉诗》），只字半句不轻出；在语言上，“洗尽铅华，独标隽旨，凡风云月露与夫体近香奁者，洗剥殆尽”(陈丰《辨疑》)。黄庭坚长于点化辞语，锻造句法,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咏竹》），都是下字奇警的名句。黄庭坚把杜甫、韩愈偶一为之的拗句、拗律的体制加以发展，大量运用，以音调反常、名法更变的办法，使诗格变得拗峭挺拔。如“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题竹石牧牛》）；真所谓“奇健之气，拂拂意表”（刘□《隐居通议》卷八）。黄庭坚这些避熟就生、翻新出奇的诗法，矫正了晚唐、西□的熟滑丽靡，形成了以瘦硬峭拔为主调，而兼有老朴沉雄的独特诗风。方东树对此誉为“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十）。黄庭坚《诸上座帖》黄庭坚词[鹧鸪天]《渔父》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四十年刻本《诗余画谱》
不过，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的缺点，是比较中肯的。
黄庭坚写词不像写诗那样谨严用力,今存词约180余首，艺术琢炼颇不平衡。部分作品接近柳永，多写花月艳情、伤别、狎妓，有的流于猥亵，与其诗绝少写恋情大异其趣。有人曾警告他写这类词，“当下犁舌之狱”（《小山集序》），足见其早年词风。
他的另一部分词作，以疏宕洒脱见长，时有豪迈气象。如〔念奴娇〕《断虹霁雨》、〔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写谪居生涯，〔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写傲兀不羁的性格，〔青玉案〕《烟中一线来时路》写兄弟间的离别情怀，都笔力峭拔。此外如“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水调歌头〕），“平坡驻马，虚弦落雁，思临虏帐”（〔水龙吟〕），或写塞垣风光，或写守边壮志，语言气格清壮明畅，可以看出苏轼的影响。
黄庭坚工书法，兼擅行、草。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以侧险取胜，纵横奇倔，自成风格。
黄庭坚的著述，常见的有《豫章先生文集》30卷，《四部丛刊》本，诗文兼收；《山谷全集》39卷，《四部备要》本,只收诗赋,宋任渊、史容等笺注。另还有清同治重刊《山谷全书》，乾隆庚子刊《豫章先生遗文》。诗有龙榆生点校《豫章黄先生词》、研究资料有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黄图珌
清代戏曲作家。字容之,一作容止,号蕉窗居士、守真子。松江（今属上海市）人。雍正六年(1728)入都谒选，得官杭州府同知，后又任湖州司马篆，不久移为衢州府同知，至乾隆十九年任满入京。
黄图□善词曲,亦工诗文,著有《看山阁全集》，收诗、词、文、赋、杂记和散曲共64卷。另有传奇《雷峰塔》、《栖云石》、
《梦钗缘》、
《解金貂》、《温柔乡》、《梅花笺》等6种，前5种今存。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雷峰塔》传奇。此剧所写的白蛇、青蛇故事原系民间传说，其文字记载先后见于《小窗自纪》、《清平山堂话本》、《西湖游览志馀》、《西湖佳话》和《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笔记或小说。明末陈六龙有《雷峰记》传奇，今不传。
黄图□的《雷峰塔》是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一题材的最早剧本。剧中描写的白蛇形象和小说有所不同，她不再是害人的蛇妖，而是一个温柔善良、忠于爱情的妇女形象。白蛇和青蛇在西湖遇雨时向许宣借伞，及后来为索取许宣而同法海大战的情节，也比小说中的描写更丰富，这些都对以后的白蛇传戏曲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剧中的法海仍是一个法力广大的卫道者的形象，许宣则被写成受害者,最后因法海的点化而遁入空门,这又使作品存在着缺陷。《雷峰塔》在演出过程中，艺人们对它作了加工,并增加了“生子得第”情节,当时很盛行。到乾隆中叶,他本《雷峰塔》出现后,黄本渐不为人知。黄图□的《看山阁闲笔》记录了一些民间流传的笑话、寓言等，是研究俗文学的可贵资料。
黄小配
近代小说家。又名世仲,笔名黄帝嫡裔,别号禺山世次郎。广东番禺人。早年曾到南洋谋生，后到香港、广东创办报纸,积极宣传反清革命,他是早期同盟会的会员。1912年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杀害。所作小说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大马扁》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现实，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抨击了保皇派、立宪派的政治主张；艺术上也较有成就。
《洪秀全演义》，亦名《洪秀全》、《太平天国演义》,共分4集,54回,未完。据作者自序，小说写于1895年之后。1905年起，连载于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1906年香港《中国日报》印行单行本，章炳麟作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各种本子出版。小说取材于太平天国斗争史实，写了太平军“发广西，趋两湖，克三吴，竟长江之极；下取闽、浙、燕、齐、晋、汴”（《自序》），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大部分进程。小说肯定了洪秀全起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并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是书有数大段，足见洪朝人物之真为豪杰者。君臣以兄弟相称，则举国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奉教传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开录女科，有男女平权之体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政行必行会议，有立宪议院之体裁。”（《例言》）因此，小说不少地方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对清朝将领的描写,也存在着客观主义倾向，同时还流露了“忠不忘君，孝不忘母”的封建意识。
《大马扁》16回，1908年刊。小说以抨击著名改良派人物康有为为主题，旨在反对立宪派。作者加意把康有为写成一个投机、无赖式的人物，以表示作者对保皇派的憎恶，不少地方夸大失实。但小说热情肯定了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体现了作者的革命倾向。
《廿载繁华梦》40回，光绪丁未（1907）汉口东亚印刷局刊。小说以广东南海人周庸□为中心人物，写他“别梦三千里，繁荣二十年”，最后被抄家，不知所终。借以抨击了晚清官场、商场、洋场及社会风气等各方面卑鄙龌龊情状，属谴责小说。
《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22回，1909年香港实报馆印行。全书以袁世凯为主干，通过他一生的荣辱升沉，描写了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俄问题，一直到慈禧、光绪死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由于作者有种族革命思想，故对袁世凯有所美化。
黄小配的小说,语言流畅,剪裁适当，较为生动感人。《洪秀全演义》塑造了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陈玉成等英雄形象，悲壮慷慨。
黄燮清
近代文学家。原名宪清，字韵甫，号韵珊，又号吟香诗舫主人。浙江海盐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后屡应会试不第。以实录馆□录用湖北知县，因病未能赴任。家居著书自娱。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克海盐，他避往湖北，曾就官宜都、松滋知县。
黄燮清才思富赡,诗、词、曲均所擅长,尤工词。他的诗，早年学汉魏，多摹拟之作。中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写了不少抒发个人抑郁不满和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吴江妪》、《十一月朔日大雪》诸诗，深切地表示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苦难的关注。这些诗在艺术上质朴畅达，情见乎辞。这一时期是他诗作最有成就的时期。此外，他还有不少吊古咏史的作品，借古讽今，深沉豪放，如《广陵吊史阁部》、《黄天荡怀古》等，颇为人所传诵。一些小诗，如《长水竹枝辞》等，也颇清新流丽，自具特色。他的词，除〔水龙吟〕《题沈晓沧年丈炳垣月夜渡海卷》等少数忧时感遇的篇什外，大多题材狭窄，选词造名，亦多雕琢痕迹。晚年写作的〔满江红〕《题施庭午茂才杞忧草》一类内容较为充实的词，对“征调可怜财赋尽，流离但觉乾坤仄”的社会现实，作了生动如实的反映，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但对太平军则持敌视态度。他所撰制的传奇，文词□丽，时人比之尤侗。
著有《倚晴楼诗集》12卷，《倚晴楼诗续集》
4卷，《倚晴楼诗馀》4卷，存词220余阕，《国朝词综续编》24卷，《倚晴楼七种曲》等。
黄宗羲
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父黄尊素，东林党中重要人物，因揭露魏忠贤罪恶，为阉党诬陷，冤死狱中。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清兵南下,黄宗羲组织同志,起兵抗击，不利，走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又依鲁王于海上。抗清斗争失败后，从事著述。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清廷多次企图罗致他，威逼利诱，终不为所动，坚不赴征，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他为保存史料而编选的《明文海》，600卷，未及刊行。
黄宗羲著作宏富。《明夷待访录》是他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纵横恣肆、宏伟浑朴散文风格的鲜明表现。书中突出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带有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书中明确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并“视为当然”。对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予猛烈抨击。
黄宗羲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他也反对复古派专求“诗□盛唐，流于剽窃”的作法（《董巽子墓志铭》）。
黄宗羲的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张煌言坚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从容就义；陆宇□12年保藏义士头颅；明末遗民余若水隐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难一投老穷荒,“出没瀑声虹影之间”，黄宗羲都为他们写墓志。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浙江余姚黄宗羲墓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易学象数论》、《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行朝录》等。
黄遵宪
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
生平 黄遵宪生当鸦片战争爆发后8年,少年时即遭逢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当他12岁时，太平军第一次攻破嘉应州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深刻震撼使黄遵宪成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从16岁起，黄遵宪的生活经历约分四个阶段。
①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黄遵宪自述：“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东海公来简》）新的形势使黄遵宪感到，传统的汉学、宋学已经不能挽救地主阶级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黄遵宪于兴奋之余,写下了《感怀》诗。诗中批判复古主义，提出“法弊无万全”、“正当补弊偏”，表明了17岁的黄遵宪已经有了改革思想。次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嘉应州，黄遵宪于新婚后数日即跟着全家逃难；到同治五年(1866),才安定下来。次年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去广州参加乡试。同治十三年(1874)，以拔贡生的资格去北京应廷试，但都没有考中。其间，黄遵宪到过香港、天津等地，使他有机会接触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内忧外患和自身的经历，促使黄遵宪愈来愈强烈地滋生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思想。光绪二年(1876)，他在诗中明确地主张改革科举。这年秋天，黄遵宪考中举人。十二月，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黄遵宪应邀任参赞。
②出使阶段(1877～1894)。光绪三年（1877）十月，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本。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黄遵宪由惊怪、犹疑，逐渐发展为肯定。他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已亥杂诗》自注)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在此期间，他读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朦胧地感到“太平世必在民主”（《东海公来简》）。
在日本，黄遵宪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欢迎，和源辉声、青山延寿、石川英、龟谷省轩、冈鹿门等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经常笔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光绪五年,黄遵宪出版《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赞扬。源辉声征得黄遵宪同意，将原稿埋藏于东京家园中，由黄遵宪亲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刻石树碑。源辉声逝世后，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其子为了实践父亲“与丽句兮永为邻”的遗愿，也将诗冢迁移到了平林寺。
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黄遵宪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美国大选，黄遵宪目睹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许多怪事，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得出了“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的错误结论。
光绪十一年,黄遵宪请假归国,在家乡埋头修订《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成书。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凡例》）。书中,黄遵宪批判秦汉以后“君尊而民远”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进行文体和字体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主张。次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入京，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袁昶的赞许，被推荐为驻英二等参赞。日本黄遵宪诗冢碑
③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光绪二十年，正当中日战争的紧要关头，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张之洞调令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次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随即参加强学会。自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十月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翁同□的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省。封建保守势力攻击他“阴狡坚悍”，说“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我省民心,顿为一变”(《翼教丛编》)。光绪二十四年,因徐致靖奏保,光绪帝命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八月，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当黄遵宪行抵上海时,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被参奏“□恶”与谭嗣同辈相等，“请旨饬拿”，“从严惩办”（《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的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
④乡居阶段(1899～1905)。黄遵宪还乡后，思想郁闷，经常和丘逢甲唱酬往来。光绪二十八年，黄遵宪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联系，二人经常以长信交换意见，讨论立宪、革命、保教、保国粹、人物评价、文学改良等各方面的问题。他积极支持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但反对梁启超的貌似激烈的“破坏主义”理论。这一时期，黄遵宪有较多的时间从事新体诗的创作，因此，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光绪二十九年，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次年末，黄遵宪在《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中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但这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见加深。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旧历二月二十三日（3月28日）逝世。黄遵宪画像
文学思想 明清以来的诗坛，拟古主义严重，学诗者视古人为偶像，刻意模仿，以制造假古董为荣。黄遵宪鄙视这种诗风。《刘□庵诗序》说“百余年来，或矜神韵，或诩性灵”，“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未刊稿》)。他认为，其症结就在于迷信古人。《杂感》诗说：“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他指出：今古是发展的，今不必卑，古不必尊，应该摆脱古人的拘牵，敢于“我手写我口”。又指出：中国历代诗歌之所以能各具特色，其原因就在于后代不模仿前代，创意命辞，各不相师。《与朗山论诗书》说：“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黄遵宪并不反对向古人学习,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自曹氏父子、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以至晚近小家，无一不可成为自己“炼格”的对象。这种学习取径要广，必须“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且必须善于抛弃古人的糟粕,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要不失乎为我之诗”。黄遵宪把这种境界叫做“诗之中有人”。
黄遵宪主张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中去找寻诗的源泉。他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等大千世界的变幻是无穷的，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等人的感情是无尽的，治乱、
兴亡、
聚散、离合、生死、贫贱等社会现象是相异的。现实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只要将个人“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一一笔之于诗，那么就不是古人、后人所能争衡的（《与朗山论诗书》）。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把这种境界称之为“诗之外有事”。唐代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陆游主张“功夫在诗外”，黄遵宪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地揭示了诗和现实的关系。
黄遵宪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诗对于现实的反作用。晚年,他对西方文艺史有了一定了解,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正确认识到诗歌可以“鼓吹文明”，为维新变法服务;但以为它可以“左右世界”,则过于夸大。黄遵宪在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时并没有忽视它的艺术特征。他说：“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致饮冰主人手札》）
针对古典诗歌格律过严的情况，黄遵宪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这实际上是主张吸收散文的特点和句法来写诗，从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清代宣统三年嘉应黄氏日本铅印本《人境庐诗草》
针对古典诗歌语言日益僵死的情况，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勇敢地提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感怀》）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自群经三史、周秦诸子之书，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以至当时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语，一概可以作为诗歌语言的取材范围，这就大为丰富了诗歌的语言源泉。
黄遵宪自小熟悉家乡的民歌，由此领悟到《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他高度评价民歌手的才能，“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山歌题记》)但是，他还认识不到吸收民歌营养对于文人诗的意义。
黄遵宪的上述主张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较之谭嗣同、夏曾佑□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界革命”要高出许多。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人。他曾以一部赠给日本友人源辉声，并对另一日本友人石川英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又说：“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他认为，小说必须有神采，有趣味；作者必须富阅历，饱尝烂熟社会中所有情态；又必须积材料，具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能得心应手地驱使通行俗谚，以至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等。
黄遵宪还是白话文的早期提倡者，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要求改变汉语书面语言和口语严重脱离的状况，创造一种“明白畅晓，务期达意”的新文体,力求做到“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黄遵宪的这些主张，比之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要早12年。
诗歌创作 黄遵宪诗现存约1000余首。诗是黄遵宪的“余事”，但却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黄遵宪自觉地以诗歌来反映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呼吁人们维新救国，内容丰富，可以称为一代诗史。
黄遵宪诗的首要内容是反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歌颂爱国将领,批判投降派丧师辱国的行为。《香港感怀》、
《羊城感赋》、
《和钟西耘庶常津门感怀诗》等追念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往事，对《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耻辱的城下之盟表示愤慨。同治四年(1865)以后，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先后入侵新疆，黄遵宪在《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诗中表现了他从军卫国的愿望。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谅山战胜法军，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黄遵宪在《冯将军歌》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位70岁的爱国老将，描绘了清军英勇杀敌，“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的壮观场面。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黄遵宪为此写下了一组诗篇，系统地反映这次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后果。《悲平壤》歌颂壮烈牺牲的将领左宝贵，谴责撤军败逃的叶志超。《哀旅顺》、《哭威海》，分别写两个战略要塞的陷落。前诗极写旅顺之险，而失守一事，只有寥寥两句，无限的哀痛和愤怒尽在不言之中。后诗全用三字句，短促的音节使人有悲泣哽咽、不能成声的感觉。《降将军歌》斥责北洋海军的投降派将领，揭露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乞怜偷生的卑劣情态。《度辽将军歌》讽刺狂妄自大而又昏庸愚昧的统帅吴大□，他口出豪言，自夸必胜而实际上则不堪一击。《马关纪事》写战败签约，割地赔款的悲愤。《台湾行》指出台湾是“我高我曾”开辟出来的神圣领土，批评扬言守土而又仓皇内渡的清吏，斥责投降日本的败类。《书愤》写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诗人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忧虑。
黄遵宪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批判封建顽固派、批判封建文化，抒发维新变法、振兴中华的愿望。《感怀》讽刺“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的世俗儒生，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杂感》指责封建统治者以八股制艺诱人入彀，使知识分子的精力疲于无用的丹铅之中。《罢美国留学生感赋》反对清朝统治者撤回留学生的愚味政策，鲜明地提出：“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抒写以明治维新为鉴进行变法的宏愿。《赠梁任父同年》勉励梁启超以精卫填海之志出手大干，希望由此出现一个“黄人捧日”，光照大千的局面。戊戌政变发生后，黄遵宪的一腔忧愤完全倾泻到了诗作里。《感事》写谭嗣同等被害,维新志士被清洗,表现“寒蝉噤众官”的窒息气氛。《寒夜独坐卧虹榭》、《小饮息亭醉后作》、《仰天》等抒发乡居后的抑郁不平。《己亥杂诗》是一组仿龚自珍同名之作的身世感怀诗。其中“滔滔海水日趋东”一首写中国必然要变革，“万法从新”的信念。同一时期写作的《己亥续怀人诗》写对戊戌幸存者陈宝箴、徐致靖等人的系念，也包含着对变法失败的无限感慨。黄遵宪虽然不赞成革命，但他始终强烈地渴望祖国和民族的强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写作了《军歌》24首，呼吁人们以死求生，改变国势衰弱的局面。黄遵宪设想，经过对侵略者决死的战斗，中国军队大胜，鼓吹齐鸣，铙歌奏凯，嚣张跋扈的帝国主义者瑟缩谢罪，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新约。梁启超盛赞此诗,认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饮冰室诗话》）。
“百年过半洲游四”（《己亥杂诗》），黄遵宪长期出使国外。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描写海外风物的诗篇。《日本杂事诗》总数达200首,全部为绝句,系以小注,内容涉及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百科全书性的大型组诗。《樱花歌》写日本举国观花的盛况。《不忍池晚游诗》、《游箱根》写日本的秀丽山水。《都踊歌》是黄遵宪的一首译诗，写西京街头青年男女轻歌妙舞的情态和他们对爱情生活的祝福。此外，锡兰岛卧佛、英国温则宫、伦敦大雾、巴黎铁塔、苏□士运河、埃及象形石柱、新加坡的华人山庄，都一一成为黄遵宪的歌咏对象。黄遵宪的这些诗，空前地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所以，他曾不无自负地表示“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
黄遵宪有一部分海外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表示中日友好，同御外侮的良好愿望。《近世爱国志士歌》写日本吉田松荫等维新人物，歌颂他们“前仆后起”的精神，“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逐客篇》写美国排斥华工运动。《纪事》如实地描绘美国总统选举的各个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欺骗。
《山歌》是黄遵宪集中一组别具风格的作品。它们描写青年女子对忠贞爱情的期待以及离别、相思之情。语言活泼、天真，表现上则采取谐音、双关等传统的民歌手法。郑振铎曾誉之为“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中国俗文学史》）。《新嫁娘诗》写少女在出嫁前后的生活与心情，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它所描绘的婚嫁情况，宛如一幅色彩缤纷的嘉应民俗图。
在艺术上，黄遵宪的诗表现了下列特点：
①善于状物写事，刻画鲜明的形象。黄遵宪善于写景，也善于写场面，如《纪事》，写美国总统竞选以杂耍招徕看客。“铁兜绣□裆，左右各分行。宝象黄金络，白马紫丝缰。橐橐安步靴,林林耸肩枪,或带假面具，或手执长枪。金目戏方相，黑脸画鬼王。”宛如一个个跳动的特写镜头；“齐唱爱国歌，曼声音绕梁。千头万头动，竞进如排墙。”又宛如阔大的全景。它们生动地表现了“纵观场”上百戏杂陈，光怪陆离的景象，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黄遵宪尤其善于写人物，如《度辽将军歌》，先是写吴大□在岁朝大会上模仿汉初名将樊哙，故作豪举；次写他伸拳揎袖，卖弄武功；再写他讪笑败军将领；末写他大言自夸。经过这几层渲染，吴大□骄狂的情态，须眉毕现。其他如《冯将军歌》、《聂将军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等，都能以精练的语言勾勒出人物面貌。
②善于铺展恢张，写作汪洋广博的宏篇。《锡兰岛卧佛》全诗2000余字，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也是中国古典诗中少见的长诗。梁启超曾说：“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有诗以来所未有也。”(《饮冰室诗话》)《番客篇》写在南洋参加的华侨富商婚礼，从门庭、陈设、嫁妆、服饰、宾客、新人，一直写到迎亲、交拜、宴会、傀儡戏、博弈,又写到更阑酒散后的娓娓长谈,细致周详，直似汉赋。类似的长诗还有《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流求歌》、《逐客篇》、《春夜招乡人饮》等。和古典诗歌比起来，它们的规模和容量都大为扩充。
③善于吸收和运用散文的特点写诗。《冯将军歌》采用《史记·魏公子列传》的笔法，多次使用“将军”二字，如：“奋梃大呼从如云，同拚一死随将军。将军报国期死君，我辈忍孤将军恩。将军威严若天神，将军有令敢不遵，负将军者诛及身。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将冯子材写得虎虎有生气，又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敬佩之情。黄遵宪常以散文句入诗，如《赤穗四十七义士歌》：“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它们伸缩自如，参差错落，别具一种音韵美。
④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意境。黄遵宪的诗有时气势磅礴，豪语满纸；有时恬淡自然，宁静舒缓；有时雄辩滔滔，议论风生；有时幽默诙谐，情致盎然；有时匠心雕镂，精细入微；有时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情况,和黄遵宪博采兼收，不拘限于一体、一格的学习态度有关。
⑤敢于创新。黄遵宪的诗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表现了新的时代特点。他的新派诗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写新事物、新思想，但保持旧体诗的格律。如《今别离》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写“月不同时地各别”，“彼乍东升此西没”。梁启超称这类诗“□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其二，打破旧体诗的格律,但又保持了诗歌应有的韵律和节奏。如《军歌》,每首六句，第一、三、五句为七言,二、四句为五言,第六句为三言。《幼稚园上学歌》则三、五、七言夹杂。它们都可以配谱歌唱，较为通俗，一般不用典。黄遵宪对《军歌》最满意，致函梁启超说：“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愿任公等拓充之，光大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函）。广东梅州黄遵宪故居息亭
黄遵宪的思想和创作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他仇视太平天国，仇视义和团，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力图用改良来代替革命，在保存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有时表现为错误的大国主义。
黄遵宪认为，“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与严几道书》）,因此,在诗歌改革上不能跨出更大的步子。他尝试写新体诗，但主要还是利用旧形式创作，语言也主要以古籍为源泉。在艺术上，往往议论过多，未能摆脱晚清宋诗运动的影响。在《与丘菽园书》中，他自述说：“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还有一段漫长的途程。
本集和研究资料 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
《日本国志》、
《人境庐诗草》等
3种。《日本杂事诗》
2卷。版本众多，以光绪五年(1879)总理衙门刊行的同文馆聚珍版为最早。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使英期间重加改订，于光绪二十四年由长沙富文堂以木版刊行，成为定本。
《日本国志》40卷。光绪十六年(1890)始刊于广州富文斋，嗣后有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等。
《人境庐诗草》11卷，黄遵宪自编,黄遵庚初校,梁启超复校，宣统三年(1911)刊行于日本。
黄遵宪的集外诗文，近年来陆续有所发现。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的《人境庐集外诗辑》。1981年，《文献》杂志发表了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与日本人士的笔谈记录也已由实藤惠秀、郑子瑜二人辑出，编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1968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
花蕊夫人
五代女诗人。《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五代号为“花蕊夫人”者，前后有两人。其一为前蜀主王建淑妃徐氏（约883～926），成都人，宫中号为花蕊夫人，后封顺圣太后。其子王衍，世称后主。因其姐也为王建妃，故亦称小徐妃，姐妹皆受宠幸，乃交结□臣，纳贿干政，导引后主荒戏失政，后与王衍皆被后唐庄宗所杀。其二为后蜀主孟昶妃，也姓徐，一说姓费，青城（今四川灌县）人，也号花蕊夫人。孟昶降宋后，她可能被虏入宋宫，为宋太祖所宠。“花蕊”一词，或系当时美妇人的特称。世传《花蕊夫人宫词》
100多篇，其中确实可靠者90多首。《全唐诗》归属于孟昶妃，但据词中“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语,中元节为旧历七月十五日，正是王衍生日，而孟昶则生于十一月十四日，可知当出于王建淑妃手笔。诗作渲染宫苑中游宴风物之盛，描叙情事翔实真切,可借以考见前蜀的宫闱生活面貌,近人浦江清著有《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后世盛传孟昶妃所作“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当是后人改易后唐王承旨(失名)咏王衍出降的“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诗句而成，似不足信。其事见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
华 岳
南宋诗人。字子西。贵池(今属安徽)人。生卒年不详。因读书于贵池齐山翠微亭，自号翠微。武学生。开禧元年(1205),因上书请诛韩□胄、苏师旦,下建宁（今福建建瓯）狱。韩□胄诛，放还。嘉定十年(1217)，登武科第一，为殿前司官属。密谋除去丞相史弥远，下临安狱，被杖死。
华岳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宋史》入《忠义传》。叶绍翁比之为陈亮（《四朝闻见录》甲）。王士□比之为陈东（《翠微南征录》题词），明佘翘《华子西论》则称赞他“论事似晁错，谙兵似孙武”。他的文集《翠微北征录》即收开禧三年(1207)所上《平戎十策》和嘉定元年(1208)所上《治安药石》。两文皆作于下建宁狱时。前篇提出取士、招军、攻守、赏罚等具体措施以求抗金复国，议论纵横，颇有识见。后篇讨论战略战术等实际军事问题，亦非书生空言。另外，《翠微南征录》卷一所收《上宁宗皇帝谏北伐书》写得感情充沛，忠肝义胆毕现，条分缕析而又激昂慷慨，可与南宋的一些著名奏议比美。
《翠微南征录》除《上宁宗皇帝谏北伐书》外，皆为诗作。其诗多抒写遭受迫害后的不平和愤慨。《狱中作》、
《诉董寺丞》、
《呈富大卿》等狱中诗，抒发了“何当尽沥□邪血，染作衣裳看孟安”的浩然正气。《寄六安宰杨渭夫》、《自讼次□南壁间韵》、《早行述怀》等一再申述“二陵风雨犹思汉，万里腥□谁报韩。眼到北盟巾□血，心忧南土发冲冠”的复国襟抱。至于《上韩平原》直斥韩□胄“君家勋业在盘盂，莫把头颅问属镂,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这类政治诗,直抒胸臆,直率浅显，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江西派的槎□和江湖派的庸滥。王士□称其诗“粗豪使气”（《翠微南征录》题词），吴非说他“肮脏不平，略无忌讳”（《翠微南征录》序），曹廷栋《宋百家诗存》称他为“诗人之杰”，其诗“脱口豪纵，多破胆险句，锤炼处又极冶衍遒丽”，皆主要指这类诗而言。其他题材的诗，如《田家十绝》写农村风光，《新市杂咏十首》写建宁风土人情，明丽可喜，颇有生活气息。其写景诗时用浓墨重彩，也有特色。但绝句喜用数字作对,稍嫌落套,如“风外落花千万片，水边啼鸟两三声”（《题莲花峰和壁间李次高韵》），“峰回路转六七里，林静鸟啼三四声”（《宁川冷渡次壁间韵》）等。
华岳亦能词，但作品久佚。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从《诗渊》中辑得华词18首，除写身世感喟及男女之情外，还有爱国词，如〔满江红〕“庙社如今”，与辛派词风一致。
《翠微南征录》11卷,有《贵池先哲遗书》本、《四部丛刊》影旧钞本。《永乐大典》引《华赵(希蓬)二先生南征录》，则此书系华、赵合撰；《诗渊》引《南征录》中华、赵唱和词,则原本收词,皆与今本不同。《翠微北征录》12卷，亦有《贵池先哲遗书》本。
惠 崇
北宋僧人、画家、诗人。建阳(今属福建)人，一作淮南人。他擅长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王安石《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说：“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苏轼、黄庭坚、王庭□等也有诗称赞他的画，其中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尤为后人所称许。
惠崇与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沃简长、贵城惟凤、江南宇昭、峨眉怀古，合称“九僧”;与魏野、寇□、林逋、潘阆等俱宗贾岛、姚合,同属晚唐派。九僧与西□诗人同时，而作风不同。他们专精五律，多写生活琐事与自然小景，忌用典,尚白描,锻炼推敲,力求精工莹洁。其佳句多在颈联,如宇昭的“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希昼的“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即见称于欧阳修。九僧中惠崇最杰出。他有《摘句图》一百联，为人传诵。他的《访杨云卿淮上别墅》,可为五律代表,诗中“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一联，雄浑工致，最为精警。
《九僧诗集》，欧阳修时已不传。神宗元丰初，司马光复得之。有毛氏汲古阁本、丁福保医学书局本，后者即据前者影印。
惠 洪
北宋僧人、诗人。字觉范。筠州(今属江西)人。俗姓喻，14岁时父母双亡，依三峰□禅师为童子，19岁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后被诬为伪度牒,责令还俗。丞相张商英特奏再得度，郭天信奏赐宝觉圆明禅师。因此往来于张、郭之门。政和元年（1111），张、郭得罪，惠洪亦刺配崖州。赦还次年，又被诬为张怀素党人，入狱。建炎二年(1128)去世。遭遇虽然坎坷，惠洪却处之泰然。身为和尚，时作绮语，因咏“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上元宿百丈》）句遂得“浪子和尚”之称。黄庭坚对他甚为推重，赞其韵胜不减秦观，气爽绝类徐俯。
在创作上，惠洪力主自然而有文采，“文章五色体自然，秋水精神出眉目”
(《鲁直弟稚川作屋峰顶名云巢》),对苏轼、黄庭坚倾倒备至。江西诗风笼罩文坛时，惠洪能独树一帜。其诗雄健俊伟，辞意洒落，气韵秀拔。五古《石霜见东吴诚上人》、《送文中北还》，“用笔高老处，如记如画”(吴乔《围炉诗话》)；近体《石台夜坐》、《上元宿百丈》、《早春》，亦清秀奇警。诗句如：“夜色已可掬，林光翻欲流”(《秋夕示超然》)，“方收一霎挂龙雨，忽作千秋□鹞风”（《大风夕怀道夫敦素》），为诸家称道。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
惠洪著有《冷斋夜话》10卷,主要论诗,间杂传闻琐事。论诗多引苏、黄等人论点，引黄庭坚语尤多；记事杂有假托伪造之迹。陈善《扪虱新话》卷八有“《冷斋夜话》诞妄”条驳之，《彦周诗话》等也屡议其非。然而此书亦屡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用。又著《天厨禁脔》3卷,以唐宋各家之篇、句为式，标论诗格，可供研究文学批评史者参考。
所著《石门文字禅》3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径山寺刊本。《冷斋夜话》，有《萤雪轩丛书》本。《天厨禁脔》3卷，有影印明刊本。
慧 立
唐代高僧、文学家。俗姓赵。天水（今属甘肃）人。生卒年不详。15岁出家于昭仁寺，法名子立，后改慧立，一作惠立。曾为慈恩寺翻经大德、西明寺主管全寺事务的维那及太原寺主。
慧立是玄奘的弟子。他“博考儒释,雅著篇章”,擅长文学,传述玄奘一生的活动业绩,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5卷。他去世后,稿本散佚，经玄奘另一弟子彦□搜求获全，笺补为10卷,于垂拱四年（688）成书。全书长达
8万多字，是中国传记文学中的巨著。它以年系事，详略得当，如叙述玄奘的过五烽、涉流沙、逾葱岭、辨艰险等情状，返国后的译经讲学以及与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关系等等，曲尽其详，而无关紧要处则一笔带过。行文叙事简明而有章法，以散文为主，不同于当时的骈体。此书不仅把玄奘的精神意志、声音笑貌写得栩栩如生，其中还涉及玄奘在南亚诸国的游历经过、学术活动等,也足为《大唐西域记》的补充。19世纪中期以后,法、英、日本诸国均有译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1954年内学院重校本。《宋高僧传》中有《慧立传》、《彦□传》，朱东澜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均可供参考。
胡 铨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邦衡，号澹□。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此科由高宗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兵部尚书吕祉荐,赐对,升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上疏反对秦桧主和，乞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高宗。秦桧认为“狂妄凶悖”，于是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十二年被劾，又贬新州，十八年又被谪移吉阳军。直至秦桧死，才得徙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历官至权兵部侍郎。由于始终反对和议，与朝廷政见分歧，于是力求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卒谥忠简。
胡铨虽颠沛流离，半生岭海，但志苦心劳，好学不厌。对经史百家之学均有所得，而且通晓绘画艺术。他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他的文章，内容丰富，驰骋古今，多长篇大论。代表作如《上高宗封事》，决然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并主张“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文章一出，群臣振奋，□佞失色。其他文章，如《应诏言事状》、
《应诏集议状》、
《上孝宗封事》、《与王中丞相书》，也都痛快淋漓。题跋如《跋陈了翁帖》，也写得激昂慷慨。杨万里曾为他的集子作序，说道：“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叙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是中肯之评。
胡铨的诗，颇具风采，一如其文。如《次雷州和朱□秀才韵时欲渡海》，虽再遭贬斥，意气不衰。其词亦多激愤之语，如《好事近》直斥“豺狼当辙”。秦桧的私党张棣迎合意旨，以此词为据，向朝廷检举他“谤讪怨望”，以致被远谪海南岛（《四朝名臣言行录》）。
胡铨作品散失不少，今传本有《胡澹□先生文集》32卷，《补遗》1卷,有道光十三年刊本。其词集《澹□词》1卷另行，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胡天游
清代骈文家、诗人。一名□，一度改姓方，字云持，又字稚威。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雍正己酉(1729)副贡，乾隆丙辰(1736)举博学鸿词，补试因病作罢；己巳(1749)举经学，又因病再罢。后客死于山西。
胡天游善作骈体文。骈体文从唐代以后日趋衰落，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等起而重振。胡天游等继起而更盛。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称赞其文说：“磊落擅奇气，下笔惊人，矫挺纵横，不屑屑蹈常袭故，雄声瑰伟，足与古作者角力。”袁枚《随园诗话》卷七也称其骈文“直掩徐、庾”。代表作有《大夫文种庙铭》、《逊国名臣赞序》、《柯西石宕记》等。胡天游“又移文法以入诗歌”（杨以增《石笥山房集序》）。他的诗学韩愈、孟郊，“奇情逸藻，才与学相济而成”（徐世昌《晚晴□诗汇》）。五古《烈女李三行》，长达625韵,亦称名篇。
著有《石笥山房集》22卷。
胡 曾
唐代诗人。邵阳(今属湖南)人。生卒年、字号不详。咸通中，举进士不第,滞留长安。咸通十二年(871)，路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为掌书记。乾符元年(874),复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掌书记。乾符五年，高骈徙荆南节度使，又从赴荆南。后终老故乡。
胡曾以《咏史诗》著称,共150首，皆七绝。每首以地名为题，评咏当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南阳》咏诸葛亮躬耕，《东海》咏秦始皇求仙，《姑苏台》咏吴王夫差荒淫失国。《自序》说：“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故言之者无罪，读之者足以自戒。”说明其作《咏史诗》本旨，是托古讽今，意存劝戒。其诗通俗明快，褒贬明确，晚唐、五代时颇为盛行。《唐诗纪事》载：前蜀王衍宴饮无度，内侍宋光溥咏《姑苏台》诗，王衍为之罢宴。后来明人引入《列国志》、《三国志》等演义作品，流传更广。
《咏史诗》共
3卷，《四部丛刊三编》本有胡曾同时人邵阳陈盖作注及京兆米崇吉评注。另有《安定集》10卷，今佚。《全唐诗》共录为
1卷，仅存数首。事迹见《唐才子传》、王重民《补唐书胡曾传》（《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胡祗遹
元代文学家。字绍开(闻),一字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省)人。曾任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转右司员外郎。因忤权臣阿合马，出为太原路治中，提举铁冶。后历任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等职。《录鬼簿》把他列为“前辈名公”，称“胡紫山宣慰”。
胡□□作品以诗文为主，治学问宗宋儒，文章以笃实为宗，诗歌创作也宗宋诗不务雕饰而求理明词达。也偶而作散曲小令，作品清丽而有逸趣。因此，《太和正音谱》说“胡紫山之词如秋潭孤月”。他的散曲以〔沉醉东风〕《赠妓朱□秀》、〔阳春曲〕《春景》、〔快活三过朝天子〕《赏春》等为佳。《赠妓朱□秀》小令，利用谐音，字字咏珠□，而又句句写出名妓朱□秀的神韵风度，是赠答佳作。不过他的笔调，尚未能畅散曲之趣，多少反映了散曲初兴时，一些文人学士的创作尚未脱尽诗词作法的特色。他词学豪放派，清简有致，疏宕不足，但还是元词中较好的作品。胡□□著有《紫山大全集》传世，散曲约存小令1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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