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人简介(19)

 

本页内容提要

郎士元

乐雷发

梁  鸿

梁启超

梁  肃

梁有誉

梁辰鱼

李  翱

李  白

李宝嘉

李昌祺

李  充

李纯甫

李慈铭

李德裕

 

郎士元 

唐代诗人。字君胄。中山(今河北定县)人。生卒年不详。天宝十五载(756)登进士第。宝应元年(762)补渭南尉,历任拾遗、补阙、校书等职,官至郢州刺史。

郎士元与钱起齐名,世称“钱郎”。他们诗名甚盛,当时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之说。集中多投赠送别之作,内容较贫乏。《中兴间气集》称其诗风“闲雅”,“近于康乐(谢灵运)”。尤擅长五律,如“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塞多”(《送李将军赴定州》),“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送杨中丞和蕃》),“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长安逢故人》),“车马虽嫌僻,莺花不厌贫”(《送张南史》)等诗句,或凝炼浑厚,或真切自然,均为世所称。七古《塞下曲》一篇,则悲壮激越,犹有李颀遗意。

有《郎士元集》 2卷,《唐诗二十六家》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所收名为《郎刺史诗集》 1卷。《全唐诗》编存其诗 1卷。事迹见《新唐书·艺文志》、《唐才子传》。

乐雷发 

南宋后期诗人。字声远,号雪矶。舂陵(今湖南宁远)人。生卒年不详。累举不第。门人姚勉登科,上疏让第。理宗宝□元年(1253)召见亲试,赐及第,授翰林馆职。时值元兵大举进攻西北,乐雷发作《乌乌歌》、《车攻赋》等,抒发抗元的壮志,指斥权臣昏庸,因而不得重用。

乐雷发属江湖派诗人,然其诗风骨遒劲,在江湖诗人中较为突出。七言歌行,如《乌乌歌》、《壶中天歌赠侯明父》,雄深老健,激昂奔放。前者感慨书生误国祸世,无补于国家危难,尤为淋漓尽致。近体诗大多不脱江湖派窠臼,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如《逃户》反映出宋末社会民不聊生的现象;《寄雪蓬姚使君》、《寄许介之》、《送丁少卿自桂帅移镇西蜀》、《读系年录绍兴八年以后事》等,感怀国事,寄慨深长。又有一些诗作写得清丽可读,如《秋日行村路》、《夏日偶书》。

所著《雪矶丛稿》5卷,有《南宋群贤小集》本。

梁  鸿 

东汉诗人。生卒年不详。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王莽末,梁鸿幼年,随父寓居北地(在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初,曾入太学受业。学毕,在上林苑牧猪。后归平陵,娶孟氏女子,有德无容,为她取名孟光,字德曜。后共入霸陵山中隐居,耕织为业。汉章帝时,因事出函谷关,经过京城,作《五噫歌》讽世,章帝闻知,不悦,下诏搜捕。于是改姓运期,名□,南逃至吴,为人作雇工。东家见孟光进食“举案齐眉”,认为妻子对丈夫如此敬重,可见并非一般佣工,乃礼遇之。梁鸿遂在吴闭门著书。死后葬于要离墓旁。

梁鸿诗今存3,俱载《后汉书》本传。《五噫歌》仅五句,每句后有一“噫”字感叹,为楚歌变体,写登北芒山望京城宫殿豪华,感慨“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讽刺章帝劳民伤财,患害不尽,表现出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心和忧伤。所以魏、晋之际的赵至说他“登岳长谣”,“以嘉□之举,犹怀恋恨”(《与嵇茂齐书》)。《适吴诗》是骚体,作于南逃路过齐、鲁之间的时期。诗中抒写志业蹉跎的孤愤,尖锐指责谗言得用,是非颠倒;深深感伤“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颇有屈辞遗风。《思友诗》则是在吴思念旧友的短歌,也是骚体诗。总起来看,梁鸿诗富有现实性,反映东汉前期一部分下层士人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在诗歌形式上则表现出东汉前期文人创作仍以骚体为主,而有所变化。

梁启超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23)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 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见彩图梁启超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6,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考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 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1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①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②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③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时务报》第一册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还写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梁启超诗稿墨迹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①《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②《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③《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 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①《梁任先公生年谱》1,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③《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④《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梁  肃 

唐代散文家。字敬之,一字宽中。安定(今甘肃泾川)人,世居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幼逢安史之乱,9岁时,史思明攻陷洛阳,“因窜身东下,旅于吴越,转徙厄难之中者,垂二十年”(《过旧园赋序》)。建中元年(780)至京师,登文辞清丽科,任太子校书郎。复受荐为右拾遗,以母老病辞。贞元五年(789),召为监察御史,转右补阙、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史馆修撰。

梁肃师事独孤及,也是古文运动先驱作家。作古文,尚古朴,为韩愈所师法。贞元八年,梁肃协助陆贽主试,推举韩愈登第。但韩愈辟屏佛学,而梁肃信佛,为天台宗湛然、元浩弟子。代表作有《过旧园赋》、《代太常答苏端驳杨绾谥议》、《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兵箴》、《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等。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梁肃集》20卷,已佚。《全唐文》存其文 6卷。事迹见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新唐书》本传及《唐摭言》,近人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补》、《唐集质疑》可供参考。

梁有誉 

明代文学家。字公实。顺德(今属广东)人。生卒年不详。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初授刑部主事,与谢榛、李攀龙等结诗社,史称后七子。因念母称病归里。归里后与黎民表、欧桢伯等人相与唱和,号“南园后五子”。后与黎民表相约游观罗浮,遇海上大风未果,得寒病而卒,年仅36岁。

梁有誉其诗内容虽不深广,但尚能做到婉丽多讽。他的一些咏史诗寄寓着对时世的感慨。如《汉宫词》实是讽刺嘉靖帝为了炼出延年金丹而大肆搜罗少女的荒唐行为。他的一些与朋友赠答诗,也潜藏着对当时政局的忧虑。《喜归述怀留别李于鳞徐子与宗子相王元美四子一百韵》较详细地描述了“疮痍未苏息,戈甲转绵延”的外患内忧现实,令人怵目惊心。此外,他的大量咏怀诗,既倾吐了对古往今来未展其才的志士的同情,又表现出自己洁身自好、耿介绝俗的情怀,也有一定意义。其诗的基调是深情婉约,如怨如慕,词采虽然华美,但并不过分□艳。造词俪事,尚属新警。但其诗总的看来,笔力稍嫌纤弱,波澜不足,深沉不够。

著作有《兰汀存稿》8卷。

梁辰鱼 

明代戏剧家。字伯龙,号少白,一号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其父梁介为平阳训导,“以文行显”。辰鱼身长八尺余,□眉虬髯,好任侠。不屑就诸生试。家有华屋,专门接纳四方奇士英杰。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都与他往来,戏剧家张凤翼也是他的好友。梁辰鱼得到过著名音乐家魏良辅的传授,又与郑思笠等精研音理,对改革昆山腔作出了贡献。他在当时的曲坛上颇负盛名,“艳歌清引,传播戚里间。白金文绮,异香名马,奇技淫巧之赠,络绎于道。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焦循《剧说》卷二引徐又陵《蜗事杂订》)。

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取材于春秋时代吴越兴亡的故事。首出《家门》云:“看今古浣纱新记,旧名吴越春秋”,可见此剧系依据名为《吴越春秋》的旧本改编而成。《录鬼簿》著录的元杂剧有《进西施》(关汉卿作)和《越王尝胆》(宫天挺作),剧本已佚。梁辰鱼曾“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浣纱》诸曲”(《梅花草堂笔谈》)。他的作品可能吸收了元杂剧的成果。《浣纱记》的情节比史书上的记载和有关的历史传说更加丰富。如开头写范蠡与西施在□萝西村的溪水边相遇并相爱,西施赠范蠡一缕溪纱作为定情之物。后越国为吴国所败,范蠡以国事为重,劝说西施到吴国去。临别时将溪纱分开,二人各持一半。末尾写灭吴之后二人在太湖舟中成婚,又取出溪纱,一同泛海而去。这些情节有助于塑造范蠡和西施两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者的形象。以二人的爱情故事和一缕溪纱贯串全剧始终,也使结构更加完整。剧本还着重批判了夫差的沉湎酒色、不辨忠□,以及伯□的卑鄙贪婪、阿谀谄媚,而对含冤死去的正直有远见的伍子胥则深表同情,这类描写在明代中叶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编写的剧本,正如朱□尊所说:“传奇家曲,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固是词家老手。”(《静志居诗话》卷十四)该剧内容充实,辞藻华赡,“罗织富丽,局面甚大”(吕天成《曲品》),上演后受到普遍的欢迎,对推广昆山腔起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成为昆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它“关目散缓”(徐复□《曲论》),过于重视文辞音律而忽视戏剧冲突的设计和安排,宾白中骈偶语过多,这些缺点对后世传奇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自清代中叶以来,《浣纱记》中的许多单出,发展成了昆剧舞台上经常上演的折子戏。象《回营》、《转马》、《打围》、《进施》、《寄子》、《采莲》、《泛湖》等,都很有名。现存《浣纱记》较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金陵文林阁本和崇祯年间怡云阁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50种即据怡云阁本影印。通行的有明末《六十种曲》本。

梁辰鱼的杂剧《红线女》,是根据唐代袁郊的文言小说《红线》改编而成的。剧本主人公红线虽然身份低微,但学识广博,武艺超群,胆大心细。她只身潜入魏博节度使戒备森严的住宅,盗走床头金盒,使一向飞扬跋扈的节度使田承嗣魂飞胆落,不敢向邻境发动不义之战。祁彪佳称此剧“工美之至,已几于金相玉质矣”(《远山堂剧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梁辰鱼还作有诗歌和散曲,但与他的戏剧创作相比,远为逊色。

今存著作,除《浣纱记》、《红线女》外,尚有诗集《梁国子生集》、散曲集《江东白□》,据记载他还作有《江东廿一史弹词》和传奇《鸳鸯记》,杂剧《红绡》,诗集《伯龙诗》、《远游稿》,均已失传。

李  翱 

唐代散文家、哲学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贞元十四年 (798)进士。元和时任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出为庐州刺史。终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李翱卒年,《旧唐书》李翱传所载,定于武宗会昌元年 (841),清人沈炳震、近人岑仲勉均有辨讹,定为文宗开成元年(836)

李翱曾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他是韩愈的侄婿,从韩愈学文,但自视甚高,称韩为“兄”为“友”,不自居于弟子之列。他的散文发展了韩文平易的一面,如《杨烈妇传》、《高愍女碑》写藩镇叛乱中刚烈的妇女形象,《韩吏部行状》述韩愈一生行事,文笔均平实流畅,并富有感情色彩。《来南录》记载元和三年十月自长安经洛阳,由水道至广州的行程,虽极简略,但已是日记规模,开后来日记体游记散文的先声。在文论方面,他曾阐释韩愈关于“道”的观念,强调文以明道(《答朱载言书》、《答侯高第二书》、《寄从弟正辞书》等)。他还写有《复性书》三篇,提出避免人性受惑的方法为“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对宋代理学有一定影响。李翱曾任史职,有志于修史,自称“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为本”(《答皇甫□书》),但在史学方面并未留下著作。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翱集》10卷。今传《四部丛刊》本《李文公文集》18卷,系据明成化刊本影印。李翱不长于诗,现仅存他与韩愈、孟郊合作的《远游联句》中“取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联,见于《韩昌黎集》,《全唐诗》亦收入。《全唐诗》收其诗7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李  白 

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见彩图四川江油李白故里陇西院)。其父李客,生平事迹不详。李白青壮年时家境富裕,轻财好施。现代有些李白研究者推测其父李客在西域因经商致富,但并无确证。

生平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象《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李白约在二十五、二十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并在安陆(今属湖北)与唐高宗时任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因此居住安陆时间较长。后又徙家任城(今山东济宁)。李白不愿象当时一般士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官位,而企图通过隐居山林和广泛的社会结交来培养声誉,获得帝王赏识,不依常例擢用。开元十八年 (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因受玉真公主等的推荐,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李白初时心情兴奋,很想有所作为,但时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李林甫把持政权,在朝廷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贤能之士屡遭排斥和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暗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受谗言诋毁,在长安前后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名篇叠出,代表作有《长干行》、《横江词》、《乌栖曲》、《蜀道难》、《子夜吴歌》、《古风·大车扬飞尘》、《行路难》、《梁园吟》等。

李白在长安遭受挫折,心情苦闷。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次年两人分手,此后未再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当时,玄宗任命其第十六子永王李□为山南东路、 岭南、 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大都督,负责保卫和经管长江中部一带地区。李白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参加了率师由江陵东下的永王幕府工作。不料李□不听肃宗命令,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结果被肃宗派兵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幸而途中遇到大赦,得以东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安史之乱以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战城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羽檄如流星》、《将进酒》、《北风行》、《远别离》、《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安史乱后有《古风·西上莲花山》、《永王东巡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

文学创作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

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其中第一首开宗明义,以继承《诗经》“风雅”的传统自任,鲜明地显示了关心现实的创作精神。《远别离》、《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篇,表现了他对权□当道、国运濒危的忧虑。安史乱起,他参与李□幕府,企图杀敌报国,收复两京,“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这种热烈的爱国感情至老不衰。在流放回来后,他还因安史之乱未平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临终歌》中,他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感到非常遗憾,把自己比作“中天摧折”的大鹏鸟。对他的作品,李阳冰称为“言多讽兴”(《草堂集序》),吴融称为“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禅月集序》),都指出其诗关心国事、讽刺黑暗政治的特色。李白《送贺八归越》手迹石刻

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他不能为爵禄富贵而对权贵阿谀逢迎,而是“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上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他宣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对玄宗后期形成的腐朽统治集团,更是鄙夷蔑视,他在诗中把玄宗比作昏暴的殷纣王(《古风》第五十一),把嚣张跋扈的宦官斥为大盗(《古风》第二十四)。他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高亢的歌声,和他醉中令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一样,赢得广泛的传诵和喜爱。苏轼曾借用晋代夏侯湛的话,赞美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李太白碑阴记》)。这种思想内容,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庄子斥骂贪婪残暴的统治者为大盗,把权势富贵视如腐鼠,其思想与李白诗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清龚自珍说李白诗歌融屈原、庄周为一炉(《最录李白集》)。的确,李白既像屈原那样热爱祖国,憎恨黑暗势力,积极关心政治,又像庄周那样鄙夷权贵,蔑视富贵。

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希望社会安定,人民能够过和平宁静的生活,因此对于残害人民生命和破坏人民和平生活的不义战争给予尖锐鞭挞。在《古风》“羽檄如流星”中,他谴责杨国忠对南诏发动黩武战争,使大批兵士无谓牺牲。诗篇最后希望当权者效法虞舜,弃武修文,带来和平局面。安史乱起,他怒斥残杀人民的安史叛军将领们是带着冠缨的豺狼(《古风》“西上莲花山”),并责问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的一部分乐府诗,继承了汉魏六朝古乐府的传统,注意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喜爱、歌颂高山大川。在他笔下,咆哮万里的黄河,白浪如山的长江,“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回崖沓嶂凌苍苍”的庐山,无不形象雄伟,气势磅礴。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像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插图 选自清代光绪刻本《名家画稿》明代祝允明书李白《望庐山瀑布》

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有的写得真挚动人。他歌颂“愿同尘与灰”(《长干行》)那种热烈纯真的爱情。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象《大堤曲》、《寄远十二首》中的多数篇章等,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像《鸣皋歌送岑征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内容与《古风》等诗息息相通。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古风》59首中即有一些篇章表现这类思想内容。其《襄阳歌》、《春日醉起言志》等诗篇,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也流露出浓厚的颓放情绪。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

李白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自由解放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来表现他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在他笔下,不但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如此,而且连妇女、历史人物以至自然景物,都被赋予强烈的抒情色彩。除前面提到的对蜀道、黄河的咏叹外,他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都以夸张手法刻画平凡的景物,并从而衬托出诗中人物浩荡的愁思。这类诗句,在李白集子中到处可见。四川江油太白祠李白词[菩萨蛮]《闺情》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四十年刻本《诗余画谱》

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对《蜀道难》、《远别离》等篇章,前人评为“奇之又奇”(殷□《河岳英灵集》),“变幻错综,窈冥昏默”(胡应麟《诗薮》),正揭示了其诗想象丰富奇幻、语句纵横变化的特色。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它们继承了阮籍《咏怀诗》、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广泛地表现了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怀才不遇的感慨和隐遁游仙的消极思想。较之阮、陈之作,表达更显豁,文采更丰富,具有“以才情相胜,宣泄见长”(胡震亨《李诗通》)的特色。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注意表现下层人民和妇女的痛苦,如《丁都护歌》、《豫章行》、《子夜吴歌》等,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七言古诗除七言句外,可以兼采长短不齐的杂言句,形式最为自由,便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如《远别离》、《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名篇,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具有“风雨争飞,鱼龙百变”、“白云从空,随风变灭”(《唐宋诗醇》)的雄伟奇特的艺术特色。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

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攀龙甚至誉为“唐三百年一人”(《唐诗选序》)。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像《渡荆门送别》、《送友人》、《秋登宣城谢□北楼》等,格律工整,情景交融,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

李白擅长乐府诗,他钻研、熟悉汉魏六朝的乐府古诗,曾以“古乐府之学”传授少年诗人韦渠牟(《唐诗纪事》卷四十八)。他的集子中有四卷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写下不少优秀篇什,其卓越成就为历来所肯定。如明代王世贞说:“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艺苑卮言》卷四)胡震亨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安徽采石矶李白石刻像四川江油李白故居

李白反对“雕虫丧天真”(《古风》第三十五)的雕章琢句之风。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明朗自然。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

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

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 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 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花庵绝妙词选》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但这两首词没有收入宋本《李太白集》,而始见于宋人笔记,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明代胡应麟、胡震亨等已疑为后人伪托。现代学者也颇多不信为李白所作,一个主要理由是唐代前期文人词尚处在萌芽状态,文辞体制,都较简朴,而这两首词却是用双调,换韵,语言精练,描写细致,在艺术上很成熟。但有些学者根据盛唐时崔令钦《教坊记》即已著录《菩萨蛮》曲调名等为理由,认为这两首词确是李白所作。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也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本集和校注版本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中期,宋敏求增补旧本李白集,得诗近千首,曾巩为之考定次序,在一部分诗题下注明写作地点。稍后晏知止予以校正刊行,为《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原为清代藏书家收藏,康熙年间缪曰□据以翻刻,世称缪本。蜀本原刻(大约刻于北宋末叶、南宋初年)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影印问世。

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元初萧士□删补杨注,撰成《分类补注李太白集》25卷,大致详赡,但仍嫌繁芜而有疏漏。明代胡震亨撰《李诗通》21卷,一般典实不注,偶下己见,并驳正旧注之误。清代乾隆年间,王琦汇集旧注,补充订正,编成《李太白文集》36卷,采择宏富,注释详备。最后6卷,1卷为年谱,其余5卷分类辑录有关李白生平和作品的资料。明代朱谏曾作《李诗辨疑》 2卷,摘举李白诗200多首指为伪作,但大抵多凭臆断。李白集子中,如《草书歌行》、《笑歌行》、《悲歌行》等,经后人考辨,目前可断为伪作者,不过20来首,清代末叶,黄锡□增订王琦旧谱编有《李太白年谱》,较旧谱内容更为详细。黄氏又撰《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一种,用力颇勤,虽编次不尽恰当,但对深入研究李白诗歌,颇有帮助,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编有《李白集校注》,以前此杨齐贤至王琦各家旧注为基础,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笺释补充,并考订缪误;又以王琦注本为底本,参考各本,撰成较详细的校记,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

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

李宝嘉 

晚清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祖籍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市),咸丰年间,迁居山东。李宝嘉3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李翼清一家合住。李翼清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宝嘉受堂伯父抚养教育,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光绪十八年(1892)李翼清辞官归籍,宝嘉一家也跟从由山东返回常州。乡居期间,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游戏报》转让,另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论〈游戏报〉之本意》),虽然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的10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不满意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作者在小说《活地狱》的“楔子”里有诗说:“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与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一致的。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与进步,“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连变法维新也感到过激,至于民主革命更被斥为“破坏天理国法人情”(《文明小史》),这种想法,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给他的创作带来局限。

李宝嘉的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 《活地狱》、 《海天鸿雪记》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

《官场现形记》最初于《世界繁华报》上连载,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光绪三十一年,共60回。在此过程中,世界繁华报馆分 5编(每编12回)陆续刊印单行本。较早的翻印本有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日本知新社出版的刊本。

《官场现形记》是李宝嘉的代表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官场现形记》),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

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到州府长吏、直至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极尽卑污苟贱之能事。军机大臣华中堂在京城开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黄胖姑公然说出“一分行钱一分货”(25回)。最高统治者也公开提倡“捞钱”。一个旗员出身的兵部大堂兼内务府大臣,被派了赴浙江查办重大案件的钦差,就是因为在京里苦了多年,“上头有意照应他”,“好叫他捞回两个”。这个钦差到浙江后,“只拉弓,不放箭”,很快逼上来二万两银子的贿赂。所以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18回)。胡统领奉命赴严州剿“匪”,心里恐惧,一路上吃喝玩乐,有意拖延,待得到“匪”已远去的情报,却兼程进军,纵容兵丁“洗灭村庄,□淫妇女”,并乱拉良民,指作“强盗”,以报功邀赏(1218回)。

作品还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劣迹。外国人打死中国小孩子,当地官员迫于群众压力,将凶手判处监禁五年。而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却按照“同外国人打交道”“只有顺着他办”的逻辑,竟依照外国公使的要求,将巡抚撤换,并由他们指定继任巡抚(5758回)。徐大军机糊糊涂涂地在出卖安徽省矿产的契约上签字,将国家主权拱手献给洋人(52回)。这些描写充分地揭示出朝廷大小官吏惧怕外国人的无耻嘴脸。

《官场现形记》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多少触及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书中所写不少有现实影子。李锡奇曾披露说:“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官场现形记》的问世,促进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不堪的认识。由这部小说起,逐渐形成了晚清谴责小说的高潮,而描写他界如商界、学界、女界等“现形”之书也接踵而起。

小说在结构安排上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毕,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人物的丑恶面貌,颇为生动。但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写过于渲染夸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笑柄连篇,反而减弱了感人力量。又官场中人之伎俩,大同小异,写之不已,则难免杂沓重复之感。

《文明小史》是李宝嘉另一部重要创作,60,署南亭亭长著。原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绣像小说》,每回有自在山民评语。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分上下册。作品主要描写庚子(1900)以后几年间,中国输入新文明时的社会各方面动态。它是《官场现形记》的姐妹篇,也以官场为主,但着重从维新与立宪的角度和官场对新政、新学的态度方面落笔,突出地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维新”、预备“立宪”时期官场与社会的真实情况,新旧思想的冲突。作品涉及的地域很广泛,包括全国主要省份,而且从通商城市到穷乡僻壤。反映的方面也很多,从内政到外交,从统治集团到人民群众,从假维新派到守旧党。官僚的惧外、媚外,洋人的挟势欺压,假维新派的徒袭皮毛、投机以谋私利,官场对维新的敷衍塞责,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无不收摄笔端。但把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即小说中的安绍山、颜轶回也写成投机分子加以谑化,则与作者认为变法维新运动也属过激的立场有关。《文明小史》的结构方式与《官场现形记》略同,事随人物的转换而起迄。头12回写湖南永顺事件,刻画颇见功力。人物以描写各种新学人物为最成功,颇能见出一些个性。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石印本《官场现形记》

《中国现在记》,12回,未完。最初连载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时报》。未署名,吴沃尧《李伯元传》中列有此书。作品用与《官场现形记》一样的写作手法,着重暴露了捐班出身官吏种种贪污秽迹以及相互争夺倾轧的丑行。其中关于河政方面,揭露河工弊端,有许多局外人不知道的材料。

《活地狱》,共43回,未完,署南亭亭长著。连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光绪三十二年的《绣像小说》半月刊,每回有愿雨楼评语。李宝嘉写至第39回因病重停笔。第4042回为吴趼人(署名茧叟)所续,第43回为欧阳巨源(署名茂苑惜秋生)所续。19561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始刊印单行本,由赵景琛校订并作序。作品用15个故事连缀而成,笔锋集中于司法制度,着重揭露州县衙门的暗无天日,书吏胥役的卑鄙无耻,监狱牢房以及种种酷刑的惨无人道,确是使人目不忍睹的活地狱。写出了广大群众横遭迫害的苦难。

《海天鸿雪记》,未完,署“二春居士编,南亭亭长评”。光绪二十五年(1899)《游戏报》所刊广告说,二春居士为浙中人,寓居上海。阿英(见钱杏□)以为即李伯元作。光绪三十年(1904)世界繁华报馆刊行单行本,共 420回,卷首有茂苑惜秋生序。这是一部以妓院生活为题材的吴语小说,描绘了海上繁华世界中一个特殊的悲惨侧面。对书中的人物有褒有贬,而以暴露为主。用方言写人物对话颇为真切传神。

《庚子国变弹词》,40回。开始连载于光绪二十七(1901)至二十八年《世界繁华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由报馆刊印成巾箱本 6册。作品演述了庚子事变的整个过程,是弹词中第一部以社会历史为题材并表现了反帝精神的作品。弹词从清平县武举与教民冲突,官吏左袒教民,酿成武举复仇事件写起,中经义和团入京,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光绪西窜西安,直至李鸿章、庆亲王为全权大使与各国签订《辛丑和约》,两宫回銮为止。作品严厉谴责了利用义和团“闹事”的大臣官吏,抨击了帝国主义联军□盗烧杀的罪行,揭露了在国难当头“兵即是匪匪即兵”的官军暴行,表现了当时人民刀下残生、尸横沟壑的苦难生活。书中对光绪变法维新的失败,表示惋惜。但对慈禧亦有谀词,颂扬李鸿章的外交,对帝国主义是庚子国变的真正罪魁祸首缺乏认识,特别是对义和团的反帝本质没有理解,描写成一味烧杀抢掠的“匪人”,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在晚清谴责小说创作方面,李宝嘉是一位多产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虽然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觉悟”和改良,但痛切地看到社会政治的腐败,广泛运用讽刺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末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清末官场的种种罪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说清末的谴责小说以“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中国小说史略》)。

李宝嘉的著作,还有《南亭笔记》、《南亭四话》,以及《芋香印谱》、《艺苑丛话》、《滑稽丛话》、《尘海妙品》、《奇书快睹》、《醒世缘弹词》等。

李昌祺 

明代小说家。名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1404)(一说元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参与修撰《永乐大典》,擢礼部郎中。洪熙元年(1425),以才望卓异,迁广西布政使。后又任河南布政使。李昌祺一生刚严方直,素抑豪强,以廉洁宽厚著称。家居20余年,足迹不至公府。李昌祺著作有《运甓漫稿》、《容膝轩草》、《侨庵诗馀》,又仿瞿□《剪灯新话》作《剪灯馀话》,借以抒写胸臆。

《剪灯馀话》420(另附《还魂记》1),董氏诵芬室刻本。今整理本均为 522篇(增入《还魂记》、《至正妓人行》两篇),成书于永乐十八年(1420),有永乐庚子夏自叙。其书大都取材于元末明初事,以婚姻爱情故事为主,又多幽冥灵异人物,作者以此表达他“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之义。其中《长安夜行录》、《鸾鸾传》、《琼奴传》等篇,一方面揭露了封建权要、强暴势力以及封建礼教的罪恶,一方面赞扬了男女青年自由的爱情,但最后总给人物加上“节义”之名。《田洙遇薛涛联句记》、《江庙泥神记》是写人与鬼神相爱。其他如《青城舞剑录》,颂扬了隐居的侠士正直豪侠的气质;《泰山御史传》通过对阴间作官者的议论,抨击官场的黑暗;而《何思明游酆都录》写阴间地府事,以图对世人起到“惩恶扬善”之效。

《剪灯馀话》“□丽丰蔚,文采烂然”(曾□序),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艺术性较高。如《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还魂记》等篇均被明末凌□初等人改为拟话本。惟作者自炫文才,作品中插入不少诗词,嫌累赘。

李  充 

东晋文学批评家、诗人。字弘度。江夏(治所在今湖北安陆)人。生卒年不详。大致与王羲之同时。晋成帝时丞相王导召他为掾。转记室参军。又曾任剡县令、大著作郎,奉命整理典籍。后迁中书侍郎,逝世于任上。

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曾著《学箴》,以针砭当时人“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不过他对老庄学说并无贬斥之意。自称要“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他的文学思想主要见于《翰林论》。此书本是总集,共54卷,至唐初仅存3,只是录其评论。留存至今的只有佚文8,是清人严可均从《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出的。从这些佚文看来,他只是较简略地论说各种文体的不同要求,并举出某些作家为典范。他比较注重文采,对孔融、曹植、潘岳、陆机等人均甚赞赏;只是对“表”与“驳”认为“不以华藻为先”。大约因为他的议论较简略,所以《文心雕龙·序志篇》批评他说“《翰林》浅而寡要”。

李充的诗,以《玉台新咏》所录《嘲友人》为最有名。其中如“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尔隔北山阳,我分南川阴。嘉会罔克从,积思安可任。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诸句,写相思之情颇为真切。

李充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有《论语注》10卷、《翰林论》54卷、集22卷。今存诗3,其中两首只有类书所引佚句,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他的辞赋和文,亦多系类书中保存的零星佚文,只有少数几篇较完整,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李纯甫 

金代文学家。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章宗承安二年(1197)进士,仕至尚书右司都事。去世于南京(今河南开封)。

李纯甫自幼聪敏,初习词赋,后攻经义,少年时曾作《矮柏赋》,以诸葛亮、王猛自期。由于仕途不得志,便纵酒自放,与禅僧士子来往,被人称为“中州豪杰”。

李纯甫工于散文。其文师法《左传》、《战国策》、《庄子》、《列子》,文风雄奇简古。当时雷渊、宋九嘉等人皆作古文,争相效法。诗句如《雪后》:“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赤壁风月笛图》:“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想象奇特,颇有卢仝、李贺之风。

晚年自订其文,凡论性理及有关佛老的文章编为“内稿”,其余如碑志诗赋等则为“外稿”。其诗收入《中州集》中。

李慈铭 

近代学者、文学家。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一生仕途不得意,早年以诸生入赀为郎,同治九年(1870),41岁始中举。光绪六年(1880)51岁始中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补山西道监察御史,4年后即死去。

李慈铭虽有“漆室坐忧时事非”(《赠吕定子编修》)的感情,任官期间也曾对时政有所批评和建议,但思想比较迂阔保守,持儒家“内圣外王”(《复陈昼卿观察书》)的观念,以求索不倦的学者和矜尚名节的名士,终其一生。他承袭乾嘉汉学余风,治经学、史学,都有一定成就。又博览群书,时有所评。其治学读书所得,大都载入《越缦堂日记》,颇为世人所重。

李慈铭自言在创作方面“所得意者莫如诗”(《白华绛跗阁诗甲集至己集初定本自序》)。今传已刻之诗起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同治十三年(1874),共 850首,主要反映了贫窘的学者与困顿的名士的生活与心境,山水风物、交游唱和的“登监闲适之篇”较多,至于“感愤切挚之作”(《越缦堂诗话》),也多是抒写落拓不遇之感。直接触及时事、反帝慨时的篇什,如《庚申八月感事》、《出大沽口感事》、《庚午书事》、《京邸冬夜读书》等,为数寥寥。占有一定数量的涉及太平天国的诗篇,则表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

李慈铭认为“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他主张内有所蓄,同时广泛向前人学习,“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越缦堂诗话》)。他的诗大体遵循自己的主张,广采诸家之长,以写自身所遭之境,自心所生之感,创造一种“清淡平直,不炫异惊人”(陈衍《石遗室诗话》)的风格,如《自题霞川老屋图》、《舟入青浦界作》、《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闸作》等。在文章方面,李慈铭认为“文体必本韵偶”(《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书唐文粹文后〉文后》),强调骈文之美。此外,他的词也有一些感怀身世之作。

李慈铭除经、史著述之外,刻有《越缦堂文集》12卷、《湖塘林馆骈体文》 2卷、《白华绛跗阁诗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隐词》。尚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桃花圣解庵乐府》未刻。中华书局出版的《杏花香雪斋诗》10集,为吴道晋所辑。

李德裕 

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宰相李吉甫之子。穆宗时,因与牛僧孺、李宗闵政见不合,发展成为党争。武宗即位后,得到重用,拜太尉,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执政 6年,内驭宦官,外败回纥,平泽潞节度使刘稹叛乱,朝廷一时呈中兴之势。后宣宗即位,牛党执政,一反前此政治措施,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参军,于贬所去世。

李德裕功业显赫,又善为文章,他在《文章论》中,援用曹丕文气之说,反对雕琢与拘于声律,重视语言的自然气势,以为文章当继承《诗》、《骚》传统,“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颇能重视文学特点,与当时古文家之宗尚以文贯道者不同。他的诗,以五言见长,“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字句”(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五代孙光宪记时人言:“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北梦琐言》),可见其诗在当时流传之广。晚年贬崖州后,所作诗文情思凄婉,尤得后人同情。王士□推崇他说:“李卫公一代伟人,功业与裴晋公伯仲,其《会昌一品集》,骈偶之中,雄奇骏伟,与陆宣公上下;别集《忆平泉》五言诸诗,较白乐天、刘梦得不啻过之。”(《池北偶谈》)他还著有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一种,记玄宗遗事,为其父闻之于柳芳之子柳冕者。其中多诡异之词,不尽实录,然可备异闻。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20卷,又《姑臧集》 5卷,《穷愁志》3卷,《杂赋》2卷。《会昌一品集》又名《李文饶文集》,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计本集20卷,内皆武宗时制诰;别集10卷,则为诗赋杂文;外集 4卷,即《穷愁志》,乃南迁后闲居论史之作。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疑《穷愁志》非李德裕作,至少其中掺入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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