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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峤
唐代诗人。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少有才名。20岁时，擢进士第。举制策甲科。累官监察御史。邕、严二州僚族起义，他受命监军进讨，亲入僚洞劝降，罢兵而返。迁给事中。武后、中宗朝，屡居相位，封赵国公。睿宗时，左迁怀州刺史。玄宗即位，贬滁州别驾，改庐州别驾。李峤的生卒年，新旧《唐书》均无记载，根据《通鉴》推断，生年应在贞观十九年
(645)，卒年在玄宗开元二年(714)。
李峤对唐代律诗和歌行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他前与王勃、杨炯相接，又和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诸人死后，他成了文坛老宿，为时人所宗仰。其诗绝大部分为五言近体，风格近似苏味道而词采过之。唐代曾以汉代苏武、
李陵比苏味道、
李峤，亦称“苏李”。明代胡震亨认为：“巨山五言，概多典丽，将味道难为苏”（《唐音癸签》）。他写有咏物诗120首，自风云月露，飞动植矿，乃至服章器用之类,无所不包。虽刻意描绘,以工致贴切见长,但略无兴寄。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说他“裁剪整齐，而生意索然”，切中其病。七言歌行现存《汾阴行》一首，咏汉武帝祀汾阴后土赋《秋风辞》事，写盛衰兴亡之感，最为当时传诵。据说唐玄宗于安史乱起逃离长安前,登花萼楼,听到歌者唱这首诗的结尾四句时，引起了情感上强烈的共鸣，悲慨多时，并赞叹作者是“真才子”。日本人书李峤诗墨迹
《旧唐书》本传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文集50卷，今佚。《全唐诗》录存其诗
5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
李清照
宋代女词人。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狱。出自韩琦门下,又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学识渊博,尤用意于经学，在齐、鲁一带颇负盛名。后因列于元□党籍而被罢官。平生著述较多，现仅存《洛阳名园记》一卷。母王氏，是状元王拱辰孙女（《宋史·李格非传》），一说为汉国公王准孙女（庄绰《鸡肋编》），也知书善文。
生平 李清照一生经历可以宋室南迁为界，分作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 李清照早年随父住在汴京、洛阳，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她工书，能文，兼通音律，“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在元符三年(1100)左右，写有《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受到当时人们的好评。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时，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赵明诚结婚。明诚当时21岁，在太学当学生，喜好收蓄前代石刻。婚后不久，新党蔡京当政，赵挺之升任尚书右丞。他们极力打击旧党，“籍记元□党人姓名，不得与差遣”。李格非时为提点京东刑狱，竟因在党籍而被罢官。李清照当时曾献诗给赵挺之试图救援其父，诗中有“炙手可热心可寒”的话，可见在她婚后李家曾经遭到政治上的不幸，她对赵挺之的行事是有所不满的。李清照像轴
清代崔□作
约在崇宁二年(1103)，赵明诚开始出仕，曾任鸿胪少卿。他们夫妻志同道合，“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录后序》）。经他们的搜求寻访，日积月累，其所藏蓄的亡诗逸史、古今名人书画和古器物，逐渐增多。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死于京师，赵家随即也遭受了政治上的灾祸。当时蔡京为左仆射，由于忌恨赵挺之而对赵家进行诬陷。但因查无实据，所以只追夺了赵挺之的官职。赵明诚弟兄可能即因此而失官。李清照便和赵明诚回到了青州（今山东益都）赵氏的故里。
赵明诚屏居乡里的时间在10年以上。他们“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更加努力地访求古碑、文物。大约在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又重新出仕。先是出守莱州（今山东掖县）。任满后，改守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又授直秘阁。这一时期，他们开始编写《金石录》，并继续搜集古物、碑铭，一同鉴赏、考订，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次年，赵明诚母死于金陵，明诚携书15车南下奔丧。随之，北宋亡。高宗即位后，明诚起知建康府。这时北方大乱，赵家青州故第十余屋的书册什物被焚。李清照只携小部分文物随人群逃难，从此开始了她在南方的苦难生活。
后期 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怀着国破家亡之痛南逃至建康。她极关心国家命运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写有“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的诗句，表达了对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极大不满。次年，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他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只身驰赴建康受命，不幸病倒。当清照从池阳乘舟赶到建康时，明诚已经病危，不久死去。她怀着极大的悲痛敛葬了丈夫。这时金兵又大举南侵,建康形势紧急,朝廷已开始疏散、逃亡。李清照派人先将书册、金石刻送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准备去那里投奔赵明诚的妹丈以避乱。但洪州又失陷，道路不通。并且大部分文物又在战乱中散失。在赵明诚病重期间，他的朋友张飞卿曾携一玉壶来看望他。这件事竟被人传成是他们夫妻以玉壶颂金，并听说有人已向朝廷告发。这样的政治陷害使李清照大为惊恐，她决定将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品进献朝廷，以求得洗刷和解脱。于是，她便追随着高宗逃难的路线辗转避乱，从越州到明州,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最后，在绍兴二年，又从越州移居杭州。这期间她不但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而且大量书画、砚墨被盗，孤独一身,各地漂泊,境况极其悲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资料记载，李清照曾经改嫁，但后来学者对此颇有争议。
这一年冬，金人南犯，她又自临安避乱金华，次年才返回临安。关于李清照晚年的生活情况缺乏资料记载，但她曾写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曾作《打马图经》及“自序”，还曾携前人墨迹访米友仁求题跋。这说明她一直在关心国家大事，并且一直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
创作 李清照工诗，能文，更擅长词。从艺术成就上看，她的词超过了诗和文。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从李清照北宋时期创作的为数不多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她的生活领域和精神境界是比封建社会一般女子宽阔的。基于对北宋王朝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在《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中,她提出“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青今具在”，主张吸取唐王朝天宝之乱的历史教训。宣和三年写于莱州的《感怀》诗，表达了对于官场庸俗生活的厌恶。另外，在早年她还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认为词分五音、五声、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因称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称柳永词,“变旧声作新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是宋代的重要词论。总之，她的诗、文讲历史，谈世事，论文艺，题材范围比较宽广。
李清照前期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这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比起“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来要有价值得多。王灼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碧鸡漫志》卷二）。这种批评正说明了李清照词的意旨在客观上是违背了封建规范的。
到南宋时期，李清照的作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她的诗文的思想性提高了，表现出密切关怀国家命运的高度爱国精神。如《咏史》诗和《夏日绝句》，通过对嵇康“至死薄殷周”、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行为的赞扬，批判了伪楚政权，指责了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政策，表达了自己坚持民族气节的决心。绍兴三年(1133)写的《上枢密韩公诗》，表现了作者对北方的家乡和人民的怀念,并勉励使者充分估计使命的艰劬,勇敢地维护朝廷的尊严。她在绍兴四年写的《打马图经自序》和《打马赋》,真实地记录了人们在战乱中的“流离迁徙”,表现了主张秣马砺兵、抗击金人、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这一时期她创作的很多诗、文都是针对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很高，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词论》极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所以能够独辟门径，在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清照是抒情的能手，她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抒情词，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闺中生活和流落异乡的思想情感。她巧于构思，常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写入词中，极具体、细致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通过“也拟泛轻舟”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矛盾，来表现自己的痛苦处境。她又善于运用白描手法，通过写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中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写自己情怀之恶；〔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情状来写相思之深。她的抒情既委婉、含蓄，又极其自然,毫无矫揉造作的毛病。她的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但也偶有豪放之作,象〔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即被称赞为“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黄了翁《蓼园词选》），很值得重视。
李清照词的语言更是独具特色,优美、精巧,却不雕琢求工。她在遣词造句上很有创造性，象她笔下的花树是“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天气是“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又以“黄花瘦”比人,都十分新颖、清丽。她还常常以“明白如家常”的方言口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便增添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正像彭孙□所说：“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金粟词话》)。这种语言对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异是一种冲击。李清照的词富有音乐美，她极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像〔声声慢〕的开头一连用了14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历来评论者所盛赞。李清照的词被称为“易安体”，从南宋起就不断有人学习和效仿。
作品集 李清照的文集在当时就曾刻印行世。《直斋书录解题》载《漱玉集》1卷，“别本”分5卷。黄□《花庵词选》称有《漱玉词》3卷。《宋史·艺文志》载有《易安居士文集》7卷、《易安词》6卷。都久已不传。现存的诗文及词集是后人所辑。四印斋本有《漱玉词》1卷,李文□编的《漱玉集》5卷,辑录的作品最多。但其中所收词多有赝品。近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中的《漱玉词》收有60首。今人孔凡礼《全宋词补遗》中有新发现的李清照词。王仲闻有《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李群玉
唐代诗人。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性情淡泊，一度应进士举，不第，即弃去。裴休为湖南观察使时,对他很器重,并加延致。大中八年(854)游长安,上表献诗300篇。其时裴休为宰相,荐授宏文馆校书郎。不久，弃官回乡。
李群玉早岁即有诗名,好吹笙,擅草书。和杜牧、段成式等均有往来，与方干酬唱最密。《进诗表》中自云：“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可见其情趣。诗中多咏湘中风物名胜，七律《黄陵庙》最为著称,五古《湘西寺霁夜》写景如画,亦属佳作。其他如七律《九子坡闻鹧鸪》之“正穿诘曲崎岖路，更听钩□格磔声”，七古《人日梅花病中作》之“玉鳞寂寂飞斜月，素艳亭亭对夕阳”等句，颇为历来传诵。其诗风格清丽,含思深婉,别具幽芳冷艳之致。《唐摭言》称其“诗篇妍丽，才力遒健”。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谓“文山虽生晚唐，不染轻靡僻涩之习”，给予较高评价。但作品大多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反映现实不广。
著有《李群玉诗集》
3卷，《后集》
5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及《唐才子传》。
李日华
明代戏剧家。江苏吴县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无考。约生活于正德、嘉靖前后，以剧作《南西厢记》闻名。
宋元南戏中已有《张珙西厢记》（或称《崔莺莺西厢记》），明代前期的李景云（一说系元代人）亦作有传奇戏曲《崔莺莺西厢记》。上述剧本均已失传，仅存少量曲文。最晚在嘉靖初年，海盐人崔时佩又将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通称《北西厢》）改编为传奇，李日华再加以增补，成为长达38折的大型剧作。
《南西厢记》人物情节与《北西厢》几乎完全相同，并大量袭用《北西厢》的词句，思想平庸，艺术表现上缺乏独创性，所以“时论颇弗取”(《衡曲麈谭》)。明代另一位作《西厢记》传奇的陆采说：“李日华取实甫之语，翻为南曲，而措词命意之妙几失之矣。”（《陆天池西厢记序》）清初李渔甚至比之为“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闲情偶寄》）。然而，明中叶北杂剧已经渐趋衰落。《南西厢记》的出现，使脍炙人口的西厢故事仍能长期活跃于昆剧舞台上，崔时佩、李日华的主要功绩即在于此。
自清中叶以来,《南西厢记》的《跳墙》、《寄柬》、《佳期》、《拷红》等出，一直是颇受欢迎的剧目。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改编的《西厢记》、
《红娘》、
《拷红》等，无不受到《南西厢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现存《南西厢记》较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和周居易校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30种即据富春堂本影印。明末《六十种曲》本和《六幻西厢》本是比较通行的版本，它们与早期版本的差别较大。
李汝珍
清代小说家。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曾在河南任县丞。一生多在江苏海州生活。他博学多才，读书不屑于章句帖括之学，如对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无不博涉。对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他是一个有社会理想，憧憬新生活的落魄秀才。著有《镜花缘》、《李氏音鉴》、《受子谱》。清代道光十年重刻本《镜花缘》
《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的作品,原拟写200回，结果只完成100回。前
50回写秀才唐敖和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出海游历各国及唐小山寻父的故事：女皇武则天在严冬乘醉下诏要百花齐放，当时百花仙子不在洞府，众花神不敢违抗诏令，只得按期开放。因此，百花仙子同99位花神被罚，贬到人世间。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仕途不利，产生隐遁之志，抛妻别子跟随妻兄林之洋到海外经商游览。他们路经几十个国家，见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
野草仙花、
野岛怪兽，并且结识了由花仙转世的十几名德才兼备、美貌妙龄的女子。唐小山跟着林之洋寻父，直到小蓬莱山。遵父命改名唐闺臣，上船回国应考。
后50回着重表现众女子的才华。武则天开科考试，录取
100名才女。她们多次举行庆贺宴会，并表演了书、画、琴、棋，赋诗、音韵、医卜、算法,各种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提壶种种面戏之类，尽欢而散。唐闺臣二次去小蓬莱寻父未返。最后则写到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儿子，起兵讨武，在仙人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武氏军队设下的酒色财气四大迷魂阵，从而中宗继位。
小说内容庞杂，涉猎的知识面广阔。作品颂扬女性的才能,充分肯定女子的社会地位,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作者颂扬才女的智慧才干。象黑齿国的亭亭和红红，小小年纪竟把天朝大贤、满腹才学的多九公问得“□如雨下”，“抓耳搔腮”，“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如骆宾王神箭射虎的本领，远远超过男猎户；颜紫绡女中剑侠，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枝兰音、林婉如精通音韵，米兰芬俨然是位数学家。另外像宫娥上官婉儿“学问非凡”，“才情敏捷”，“胸罗锦绣，口吐珠玑”，作诗又快又好，朝臣无不拜服。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君子国”，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清代点石斋本《镜花缘》插图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偏。“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
李商隐
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生平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
9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
(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
抒怀、
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哭刘□》。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
《曲池》、
《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
(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令狐□做了宰相，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
《武侯庙古柏》、
《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文学创作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
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200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陈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或“有案无断”（《玉□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陈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象“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高松》），全靠周围景物组合成恬静清幽的画面，烘托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写蝉的悲鸣无告，一直写到它幻觉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颖的。
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无论感时、抒怀、吊古、咏物或言情诸作，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廖廖14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刘熙载所谓“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所谓“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正》），都是指他诗歌的这个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诗人喜欢把自己的艺术构思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他善于驱遣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襞□重重，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象，如《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分析是很中肯的。当然,刻意求深求曲,也会带来晦涩费解的弊病。诗人的一部分作品迷离恍惚，旨意难明，有的甚至成为千古揭不破的“诗谜”，导致妄为比附、影射的索隐风气，他是不能辞其咎的。
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的内涵相结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这就是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处在晚唐采缛藻繁的诗风影响下，李商隐的诗歌也自有富丽精工的一面。但他不局限于华艳，而能够在□丽之中时带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词婉的作风分不开的。约略同时而辞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说李贺的特点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温庭筠是绮密，那么李商隐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体作者专取他的典丽，丢弃了他的深情远意，实在是袭貌遗神，得其糟粕。
李商隐诗歌艺术的成就，与他多方面地学习前人密切相关。他的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形式源于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转折层深的构思方式由李贺得到启发，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此外，他的某些长篇古风雄直恣放，格局恢张，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的风味。这多方面的传统，诗人都吸收、融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来，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不仅哺育了从晚唐的唐彦谦、吴融、韩□直至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黄景仁、龚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诸诗人，还流衍于后世词坛，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婉约派词家。
诗歌以外，李商隐的骈文在当时相当出名，不仅属对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华赡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为辞乐籍而作的《上河东公启》，写得情真意切，委宛动人，在精密的文句组织中参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读来几令人不觉得是骈体。不过在他的骈文中，一大部分属于官场应酬文字，内容比较贫乏。
李商隐的散文留存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高度评价元结的文章，用骈散参错的句式和一连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风，形象鲜明,气势跳脱,当得起“为文瑰迈奇古”（《新唐书》本传）的评语。特别是文中为元结“不师孔氏”辩护，放言质问“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与《上崔华州书》中作者自述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而提倡“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倾向。《李贺小传》以同情的笔调记述李贺的生平逸事，《齐鲁二生》给两位才行殊异的文士作传，都写得妙趣横生，有传奇小说风味。《虱赋》和《蝎赋》则是两篇杂文体的短赋，意在讽世，与唐末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异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资料 李商隐诗，编成《李义山诗集》，有明汲古阁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为3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
6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7卷，均无注。给他的诗作注的,据记载宋有刘克、张文亮两家,后不传。明末释道源注李诗,书未刊行。清初朱鹤龄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李义山诗注》3卷,附有年谱，是最早的李诗笺本。后来沈厚□将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成为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清雍正、乾隆年间，为李商隐诗作注解的还有陆昆曾、程梦星、姚培谦、屈□诸家，以冯浩《玉□生诗集笺注》最受人称道。
李商隐文,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樊南甲集》20卷、《乙集》20卷、赋1卷、文1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则更有文集
8卷、别集20卷，俱散佚。朱鹤龄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重新录出汇编，徐炯、徐树谷加以补充和笺注,成为《李义山文集笺注》10
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李义山文集》5卷。冯浩则据徐氏笺本分类按年编成《樊南文集详注》8卷,收文150篇。道光、咸丰年间,钱振伦从《全唐文》中又辑录出冯氏未收的李商隐骈文200余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12卷，与其弟钱振常分任笺注，并附年谱订误。
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新、旧《唐书》都有本传，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补充了一些逸事。朱鹤龄撰成年谱,功在首创,而疏漏亦多。经冯浩改订后，诗人一生的行踪才历历在目，诗文编年也基本上有了着落。但冯氏未及见李商隐文集的补编部分，在材料掌握上仍有不少遗漏舛误之处。以后,钱振伦依据《补编》所收文章,对冯谱作了若干订误。近人张采田则在冯、钱等人基础上，撰成《玉□生年谱会笺》，搜辑大量史料，进一步考订了诗人的身世和诗文编年，对许多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作了新的探索，是研究李商隐生平和创作的专著。但书中过于强调“深探心曲”的方法，臆测附会的地方仍时有所见，考订失误也在所难免，岑仲勉有专文《〈玉□生年谱会笺〉平质》加以辨正。张氏另撰有《李义山诗辨正》，内容主要是驳正何焯、朱□尊、纪昀三家评语，涉及对李商隐各首诗的理解，可与《年谱会笺》参看。
李 绅
唐代诗人。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家无锡（今属江苏）。元和元年
(806)进士。历官校书郎、国子助教。穆宗时为翰林学士。敬宗即位，被李逢吉陷害，贬端州司马。武宗会昌二年(842),自淮南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复出为淮南节度使。
李绅与白居易、元稹交游甚密,他们一起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说:“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这20首新题乐府,元稹和了12首。白居易本着这个精神,写诗50首,改名《新乐府》。李绅的20首新题乐府已失传。他的《古风》
2首，题一作《悯农》，铸为格言，传诵不衰。67岁时自编其诗集为《追昔游诗》，用各种体裁追叙平生的遭遇和游历，抒发怀旧之情与盛衰之感，其中有很多是回忆当年漫游各地的写景之作。明代胡震亨称其“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为怃然”（《唐音癸签》），说明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全唐诗》录其《追昔游诗》3卷,《杂诗》1卷,合为
4卷。事迹见沈亚之《李绅传》（《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八）和新、旧《唐书》本传。今人卞孝萱撰《李绅年谱》（载《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可参考。
李世民
唐代诗人。即唐太宗。唐高祖李渊次子。18岁时乘隋末农民大起义之机劝其父举兵反隋。李渊称帝，他任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领兵镇压隋末农民起义军，削平割据势力。武德九年(626)立为太子,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他鉴于隋亡的教训，注意休养生息，勤政省刑，颇能任贤纳谏，励精图治。在他统治的20多年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边患消弭，人口增长，史称“贞观之治”。谥文皇帝。
李世民文武兼擅。即位后置弘文馆，网罗优容文学之士,他自己也“留情坟典,属意篇什”（《贞观政要》卷九引房玄龄语），并对隋末宫体诗风的危害，有所认识。他比较注意诗体的“雅正”，对诗歌提出了“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帝京篇序》)的要求。其咏怀述志之作如《帝京篇》、《登三台言志》、《赐萧□》，巡幸田猎之作如《饮马长城窟行》、《经破薛举战地》、《冬狩》等,表现出雄才大略和戒骄惧盈的思想,流露了对贤才的渴求。其中《帝京篇》曾被胡应麟誉为“藻赡精华”的杰作(《诗薮·内编》卷二)，《饮马长城窟行》被蒋仲舒称赏为“唐初大雅”（《唐诗广选》卷一引）。名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赐萧□》），也极为传诵。其写景之作颇多精巧之语。但也有少数咏物诗格调不高，骨力荏弱，缺乏丈夫气，为宫体诗之余响。总的说来,在唐初诗坛上,他的诗歌雄伟不群，规模宏远，别具一格，堪称“雅丽高朗，顾盼自雄”（清代潘德舆《唐诗评选》）。明代胡震亨说他在唐诗的发展中有着“首辟吟源”(《唐音癸签》卷五)的开创作用，《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小传也说：“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全唐诗》录存其诗1卷，98首，其中6首一作董思恭诗。《全唐诗外编》收佚诗
3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纪。唐卷子本《翰林学士集》所收李世民诗，有4
首为佚诗（其中一首虽见于《全唐诗》，但仅存中间4句）。《全唐文》收其文7卷。《唐文拾遗》收其文36篇。
黎庶昌
近代散文家、外交家。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早期从郑珍学习，讲求经世之学。同治元年(1862)，上书论时政，以廪贡生得授知县，入曾国藩幕，深得信任，名列“曾门四弟子”。曾署理吴江、青浦等县知县。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欧洲，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游历了比、瑞、葡、奥等国，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晋升为道员。光绪七年，任出使日本大臣；十年，丁忧返国；十三年服阕，复职使日。光绪十六年，任满归国后，曾任川东兵备道等职。
黎庶昌志在用世,自称“雅不欲以文士自期”(《青萍轩遗稿序》)。所以他论学为文,力主“因文见道”(《答赵仲莹书》)。他的文章多经世之言,其出使外国纪游之作,尤寄深意。罗文彬说“其言多经世意,主实用”(《拙尊园丛稿》跋)。
黎庶昌为文长于叙事，宗法桐城派，尝编《续古文辞类纂》，阐发桐城义法，推演《经史百家杂钞》的宗旨。但他晚年所作纪游之文,自由抒写,明洁动人，并不全受桐城义法束缚。除《西洋杂志》外，《卜来敦记》、《巴黎赛会纪略》、
《游日光山记》、
《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等,都有一定成就。罗文彬评其文:“特有奇气。虽大旨远祖桐城,近宗湘乡,而不规规一格。”颇为中肯。
黎庶昌使日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古逸丛书》26种共
200卷；为家乡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又与日本友人以诗文唱和，刻《日东文□集》3编,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颇有贡献。
著作主要有《拙尊园丛稿》6卷，《丁亥入都记程》2卷，《西洋杂志》8卷,《黎氏文集》12种36卷（附4种6卷）等。
李 斯
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楚上蔡（今属河南）人。青年时曾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于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西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来向秦王献灭六国、成一统之计，受到赏识，拜为长史、客卿。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秦宗室大臣议决驱逐一切客卿，李斯亦在其中。为此，李斯上《谏逐客书》，说服秦王放弃了这一打算，从而进一步得到信用，官至丞相。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力主废分封、立郡县,提议焚《诗》、《书》、禁私学，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均被采纳。又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秦始皇死，李斯、赵高秘不发丧，矫诏杀公子扶苏、大将蒙恬，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受赵高诬陷，被腰斩于咸阳市中。
李斯《谏逐客书》是古代散文名篇。文章结合秦国实际，力辩逐客之非。首先征引历史，证明客卿曾有功于秦国；其次列举大量事实，指出秦王喜好四方之物而排斥客卿，“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的错误态度；最后郑重提出广招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建议。全文论证充分,说理严密,气势酣畅淋漓。语言上多用排偶，词采富丽，音调铿锵，显示了散文辞赋化的倾向。李斯后来写给秦二世的《论督责书》，则不甚注重文采，表现出作风峭刻的一面。此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巡游各地，多次刻石为文纪述功德，这些韵文也可能出自李斯手笔。
刘秉忠
元代政治家、作家。初名侃。字仲晦。原籍瑞州(今江西高安）。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
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
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
刘秉忠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曲。他的诗流露出三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如《寓桓州》、《痴坐》、《谩成》。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对镜》、《秋感》。三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时，感到进退两难，如《蜀先主孔明》、《留燕》。《元史》称他的诗作，萧散闲淡，和他的人品、风度一样。
刘秉忠的词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说：“一曲竹枝歌罢，满襟怀冰雪。”
刘秉忠敬仰元好问,他有《读遗山诗》10首,其中有两句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竟不在新奇。”其实这也是他的创作追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但同时也带来平淡而缺乏诗味的缺点，他的有些诗作还给人以诗句粗厉之感。元中叶时虞集和苏天爵等人批评中统、至元年间诗歌有粗疏笨厉之病，当是针对包括刘秉忠在内的一些作家而言的。刘秉忠的词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这也是元代早期词作存在的普遍性弱点之一。
刘秉忠著有诗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较好的有〔南吕〕《乾荷叶》和〔双调〕《蟾宫曲》。《蟾宫曲》是吊古伤今之作。《乾荷叶》保留着初期散曲的民歌风味：“乾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专门著录元代曲家的钟嗣成《录鬼簿》把刘秉忠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可见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刘 叉
唐代诗人。生卒年、字号、籍贯均不详。活动在元和年代。他以“任气”著称，喜评论时人。韩愈善接天下士，他闻名前往，赋《冰柱》、《雪车》二诗，名出卢仝、孟郊之上。后因不满意韩愈为谀墓之文，攫取其为墓铭所得之金而去,归齐鲁,不知所终。李商隐有《齐鲁二生·刘叉》纪其事。
刘叉的诗中有一些讽刺现实的内容，如“相群相党上下为蝥贼,庙堂食禄不自惭,我为斯民叹息还叹息！”（《雪车》）艺术风格上自认“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答孟东野》）。胡应麟《诗薮》论七言歌行时称之为“狂谲”，而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则说：“李长吉诗有奇句，卢仝诗有怪句，好处自别。若刘叉《冰柱》、《雪车》诗，殆不成语，不足言奇怪也。
有诗
1卷，收于《唐百家诗》、《全唐诗》中。事迹见李商隐《齐鲁二生·刘叉》、《新唐书·韩愈传》附、《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刘 敞
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其弟□,字贡父,与敞同登科，尤长于史学，曾助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刘敞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
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他的文章颇有见解。例如《题魏太祖纪》说汉高帝哭项羽，魏武帝祭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风”；策问《孟轲教齐梁之君》说孟轲讥别人“言利”，而自己却讲“好货不害”，是“讥人甚详而自任太略”。这都是不同寻常的看法。此外，刘敞还有《疑礼》一文，说“今之礼，非醇经也”，乃“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这也不是一般儒生的见解。
关于文风，刘敞重实用而反虚浮。他的《杂说》写道：“今日之俗不矜节义而皆安于富贵，尚文章，文章济理者寡而为名者重”，他认为这是“将来之弊”。刘敞的文章比较质朴，自然流畅，近于韩（愈）、欧（阳修）。例如《送杨郁林序》说:“前世之所以能治也,为官择人；后世之所以不治也，为人择官”，写得慷慨激昂，很有情致。刘敞的诗流传也不少，五言、七言都不乏佳作。例如《圣俞挽词》：“孤宦众人后，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时绝，诗笔四方传。”简洁凝练，辞情相称。
著有《公是集》54卷，有广雅书局重刻聚珍本。又有《春秋权衡》、《七经小传》、《公是先生弟子记》等。
刘长卿
唐代诗人。字文房。宣城（今属安徽）人，一作河间（今属河北）人。年轻时在嵩山读书，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肃宗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得罪，贬为岭南的南巴尉。经过江西时，与诗人李白、李嘉□等有诗往还。上元二年(761)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这时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代宗大历五年(770)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李嘉□、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德宗建中二年(781),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和贞元元年(785)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刘长卿曾两次遭到贬谪，旅居各地期间多次遭到战乱，因此他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也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迁”（《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禄》），以及《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内容具有时代特征。
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自诩为“五言长城”（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新年作》、《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海盐官舍早春》等,都是精工锤炼之作。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历来传诵人口。绝句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则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长城’之目,盖不徒然。”但他的大部分诗作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容易使人感到字句雷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他的诗“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大致近似。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集子10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唐刘随州诗集》11卷，为明翻宋本，诗10卷，文
1卷。现在通行的如《畿辅丛书》本的《刘随州集》，《四部丛刊》本的《刘随州文集》，都为这种11卷本。《全唐诗》编录其诗为
5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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