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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生平 柳宗元一生经历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柳宗元父辈已定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多藏书。父柳镇,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恶。柳宗元自幼受母卢氏教育,4岁能读古赋14篇。少年时曾随父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第二阶段，在朝做官时期。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贬谪远州时期。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予以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他在《天说》、《天对》、《非国语》、《断刑论》等作品中,认为宇宙是无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气”，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事祸福、社会治乱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没有赏罚关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在《封建论》中，他认为郡县制之胜于封建诸侯制，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肯定郡县制，主要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他又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序》中提出官吏“盖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兴州江运记》、《非国语·不藉》中主张重视农战。这些进步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但唐代是佛教哲学泛滥的时代，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世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送琛上人南游序》)。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更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文集中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唐代盛行的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都有所涉及，对佛家的唯心主义立场表示同意。虽然他也认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对像韩愈那样辟排佛教，以为那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同前)。他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所反对的仅仅是“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师序》)一类的僧徒，他从“儒以礼立仁义”的观点看待佛教的“律”，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柳宗元像
选自清代嘉庆刻本《芥子园画像》
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他的文学主张。散文理论方面，第一，他与韩愈同时倡导古文，同样重视文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对于“道”的内容，却不同于韩愈的只谈仁义。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生人（民）为己任”，“以伯（霸）济天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认为“道”应该使国家强盛、对人民生活有利，应该切实可行，注重实际。由此出发，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强调了作品对现实所起的作用。第二，他也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一方面，他反对内容不合于道而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辟,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好的内容必须辅以好的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第三,他认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强调“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指出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第四，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又不能堕于“荣古虐今”（《与友人论为文书》）。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诗论传统，并和同时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谕诗的主张相一致。他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仆尝病兴寄之作□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答贡士沈起书》）。同时，他又接受了司马迁的说法：“《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和韩愈“不平则鸣”之说相近。但他所说感激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为，这种有关创作动力的论点，较之韩愈所谓“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等侧重个人穷困、不谈用世行道的论点，意义的广狭有所不同。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文学创作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诗文两部分。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近百篇为骈文，不脱唐骈文的习气，但也有像《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那样的佳篇。古文部分,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很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特别是在贬谪南方深入接触社会以后所作。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等为长篇和中篇政论的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的代表作。特别是《封建论》，洋洋大篇,林纾称它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他的寓言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组成的《三戒》，通过麋、驴、鼠三种物态的描绘，反映现实，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波澜起伏。《□□传》、《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桐城派古文家以为《宋清传》等“未免小说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恰恰道出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正说明他对小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类作品，便是他这一主张的实践。柳宗元诗《遣怀》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文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水经注》是地理书，对景物多客观描写，少主观感情的流露。柳宗元的游记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由于对客观景物观察深刻，又经过惨淡经营，因而能够准确地反映对象，并且在艺术思维过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除了这种借景抒愤的特色外,游记中还有一种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寄托，如所谓“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都体现了这种境界。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有的是“纷红骇绿”(《袁家渴记》)，有的是“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袁家渴记》)，或则鱼“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能用精巧的语言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屈原的骚体，在东汉以后，徒具形式，精神全失。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吊屈原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确如严羽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诗评》）《天对》和《晋问》两巨篇，形式仿照《天问》、《七发》，为另一种类型。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观点回答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后一篇用问答的形式，夸张晋地山河的险固，兵甲的坚利，物产的丰盛，归结到唐尧政治清明的主旨。两篇造语奇特，但也有奥僻难解之处。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读书》、《感遇》、《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如杨万里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他还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界围岩水帘》、《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南涧中题》、《与崔策登西山》等,却是学谢灵运的,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灵运,因此元好问又以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论诗三十首》之四自注)。但谢、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柳诗于清丽之中蕴藏幽怨,同中也就有异。除了继承陶、谢二家传统之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五古如《哭吕衡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伤悼永贞政变时的同道者、同贬者，《韦道安》歌颂侠义行为;七古如《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寄韦珩》，或咏叹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强罪恶，或声讨藩镇叛乱，或描写艰险生活，现实性都较强。《唐铙歌鼓吹曲》12篇，热烈歌颂唐王朝初期反对突厥、吐谷浑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业绩，体现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形象瑰伟，语句奇警，气壮山河，声裂金石。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可见柳诗丰富多采，不拘一格。宋代咸淳廖氏世□堂刻本《河东先生集》
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旧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王叔文集团缺乏正确认识，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贬抑其人。韩愈赞扬他的作品为“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引），认为他遭受贬谪以后能够“自持其身”，但对他参加王叔文集团则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柳子厚墓志铭》）。后来评论家从刘□、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直到清代的张伯行、林纾都持这种论调。首先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仅称其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亦称其人为“非常之士”；认为王叔文诸人谋国意忠，“《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述梦诗序》）。后来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王鸣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钊也都为之辨证。对于柳文，评论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韩、柳对比，有的认为柳不如韩，有的认为韩不如柳。如宋祁谓“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笔记》）。方苞在《书柳文后》、《答程夔州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中，极端扬韩抑柳。晏殊、严羽，焦循、刘熙载、陈衍则扬柳抑韩。焦循誉柳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扬州焦循传》）。陈衍认为“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章士钊《柳文指要》则极端扬柳抑韩。但诸家论柳文，除章士钊外，不论是扬是抑，偏重论文章形式的居多。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刘禹锡、王伯思肯定无神论，苏轼、何焯等则相反。对于柳诗，评论家也有不同看法。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是就柳诗近于陶、韦风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有的则过分推崇为“妙绝古今”（《王直方诗话》），“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诗之圣也”（袁宏道《与李龙湖》）。而持扬柳抑韩论的，又谓其“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刘克庄《后村诗话》）。相反，持扬韩抑柳论的,则或谓其“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许印芳《诗法萃编》），或谓其“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艺苑卮言》）。湖南郴州柳子庙大殿
本集和版本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李文蔚
元代戏曲作家。生卒年、字号不详。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与白朴相友善。白朴有题为“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书”的〔夺锦标〕词，其中写“谁念江州司马沦落天涯，青衫未免沾湿”，可知李在官场曾受挫折。李文蔚著有12种杂剧，现存
3种：《同乐院燕青博鱼》、《破苻坚蒋神灵应》和《张子房圯桥进履》。
《燕青博鱼》写梁山第15位头领燕青因违误期限被责打,气坏双眼,下山求医，在汴梁遇燕顺施治针灸，双目重明,二人结为兄弟。时燕顺嫂与杨衙内有私情,燕青殴杨,被拘入狱,后越狱同归梁山。其间穿插燕青和燕顺之兄燕和博鱼的情节，因而得名。本剧和已佚的《燕青射雁》是现知元代水浒戏目中仅存的两出燕青戏，它具有元代水浒戏通常都有的诛恶锄□内容，曲文也属本色当行，惟关目芜杂，是其缺点。
《圯桥进履》写张良狙击秦皇未遂，亡匿下邳，得遇黄石公传授兵书故事。剧中黄石公道化气颇浓，明显地受当时神仙道化剧的影响。《蒋神灵应》写东晋时淝水之战。出场武将较多，并有点将遣兵和开打场面，是热闹的武戏。
李 详
近代散文家、学者。字审言，晚号□叟。江苏兴化人。贫而好学，尤嗜《文选》。先后受知于黄体芳、王先谦两学使。应聘为两江总督端方江楚译书局分纂，与词人况周颐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后受安徽布政史沈曾植聘，在安庆存古学堂教史学兼文选学。辛亥革命后，客居上海，一度为东南大学国学教授。因不满现实，同情遗老，欲“仿永嘉流人之名,录海上羁旅之士”,曾发表征文事启，拟纂《海上流人录》（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年过60始回乡，曾任《重修兴化县志》主稿，出藏书设审言图书馆于宗祠。
李详自言,所学多得力于“四刘”,即刘歆《七略》、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尤醉心阮元《文言说》。其散文理论则与桐城派尖锐对立，集中表现于《论桐城派》和《答江都王翰□论文书》。力主“自然高妙”之说，雕纂字句与貌为□丽皆以为未可。他力辟文章宗派之说，以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始倡文章宗派，乃“一时好尚，未为定论”，“古云师法，无所谓宗派者”，清人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亦“一时兴到之言，姬传先生犹不敢承”。断言桐城派乃“沧海横流”，“异代必有推原祸始者”！他又善骈文，私淑乡先辈清著名骈文家汪中，屡摹其体。亦能诗，“论诗好从实处入，又喜直起直落，而略致情款；不喜作伪语及仙佛一切杂碎比于□声者”(《试觚》)；认为“声音之道,不可不正”,既不满宋诗派“曼延天下”，又不满龚自珍诗“恢奇鬼怪”。但他对于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亦彻底否定，则超出反对桐城派的范围，表现了相当浓厚的封建思想。
著有《文心雕龙补注》、《选学拾□》、《杜诗证选》、《韩诗证选》、
《述学笺》、
《学制斋骈文》、《槐生丛录》、《拭觚脞语》等。
李孝光
元代词作家。字季和。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博学，以文章负名当世。他作文取法古人，不趋时尚。与杨维桢并称“杨李”，早年隐居在雁荡五峰山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广。至正四年(1344)应召为秘书监著作郎，至正七年擢升秘书监丞。
李孝光今存词22首,大部分抒写隐居情趣,其中多涉及对出处行藏、人生荣枯宠辱的看法。他的〔鹧鸪天〕中“龙门他日文章客，雁荡今朝行地仙”和〔满江红〕中“富贵何须囊底智，功名无若杯中酒”；“百万苍生正辛苦，到头苏息悬吾手”，都表现出他爱君忧民的正统儒家思想。他的词作大多有真切的思想感情，如写田园风光的〔念奴娇〕，描绘了江南暮春的农村风物，文字淳朴自然，表现出隐居之士恬淡的心境。而写送别的〔水调歌头〕二首，惜别中又勉强作慷慨语，然而又禁不住道出凄凉之意，表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李孝光的词直抒胸臆，易读易懂，但不够含蓄。他的诗也如此，像《游艮岳》说：“一沼何堪役万民，一峰将使九州贫。江山假设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但从内容上看，他的一些诗如《桐江》、《柳桥渔唱》、《衡门有一士》等，含有对人世的不平之鸣。
今存著作有《五峰集》11卷。
李 珣
五代词人。字德润。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祖先为波斯人。妹李舜□，能诗，为前蜀后主王衍昭仪。李□以秀才为王衍宾客。前蜀亡后，他守节不仕。
李□有诗名，《鉴诫录》说他“所吟诗句，往往动人”。著有《琼瑶集》，已佚。又精通医理，著有《海药本草》，也失传，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加引用。
李□善写小词，题材较广，风格也比较朴素。《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写行旅的愁思，可说是花间词中的别调。《南乡子》描绘南国风光和劳动妇女的生活情趣，饶有南朝乐府民歌的清新风味。〔浣溪沙〕、〔渔歌子〕等词表现词人隐沦之情和故国之思，也不同于一般花间词□艳之作。所以《历代词人考略》中说：“李秀才词，新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体格。”
存词54首，收于《花间集》、《唐五代词》。事迹见《茅亭客话》、《历代诗馀》。
郦 炎
东汉诗人。字文胜。范阳（今河北定兴）人。曾为郡吏，州郡察举孝廉，征召为右北平从事祭酒，都不就。后患疯病。他奉母至孝，因母死而犯病，以致他的正在产儿的妻子被惊死。为妻家诉讼入狱，死于狱中。
郦炎有文才,通音律,思辩敏捷,善于说理。自谓“十七而作《郦篇》”，“二十七而作《七平》”（《遗令书》），今佚。《后汉书·郦炎传》录其述志诗二首。其一说：“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自负不羁才志；“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感慨天命不平。其二以“灵芝”、“兰荣”起兴，“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无可庇荫,运遇沉沦;悲哀贾谊被诬“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愤懑世无伯乐、卞和。这两首诗都是抒写胸怀大志而遭时不遇的愤慨,思想明确,形象鲜明，气势凌厉，语言流畅。钟嵘《诗品》把他和班固、赵壹并列,认为“托咏灵芝，怀寄不浅”,与班、赵一样是“苦言切句”。明代王世贞惋惜他的早逝，叹为“兰摧玉折”（《艺苑卮言》）。
郦炎除存诗
2首外，《古文苑》载其《对事》
1篇、《遗令书》4段。
李 益
唐代诗人。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登进士第。建中四年（783）登书判拔萃科。因仕途失意，客游燕赵。贞元十三年
(797)任幽州节度使刘济从事，献诗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献刘济》)之句。贞元十六年南游扬州等地,写了一些描绘江南风光的优美诗篇。元和后入朝，历任秘书少监、集贤学士、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大和元年(827)以礼部尚书致仕。
李益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他早岁从军，曾至朔方、幽州、□坊、□宁等地，自编从军诗50首。他的“征人歌且行”（《送辽阳使还军》）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夜上受降城闻笛》诗，“天下亦唱为乐曲”（《唐国史补》）。他的边塞诗虽不乏壮词，但偏于感伤，主要抒写边地士卒久戍思归的怨望心情，不复有盛唐边塞诗的豪迈乐观情调。他擅长绝句，尤工七绝。明代胡应麟《诗薮》说：“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王昌龄）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他的律体也不乏名篇，如五律《喜见外弟又言别》“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七律《同崔□登鹳雀楼》、《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等，均属佳作。
今存《李益集》2卷,辑入朱警《唐百家诗》和黄贯曾《唐二十六家诗》；《李君虞诗集》2卷,辑入《唐诗百名家全集》。《二酉堂丛书》本《李尚书诗集》
1卷。事迹见《新唐书》本传、《唐才子传》。卞孝萱撰《李益年谱稿》,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谭优学撰《李益行年考》，见《唐诗人行年考》。
李 邕
唐代文学家、书法家。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父李善，以注《文选》著名。武后长安时，召李邕为左拾遗。玄宗开元时，擢户部郎中，后屡遭贬斥。天宝初出为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后为李林甫所忌,遣御史驰往其郡借故杖杀之。李邕手迹石刻
李邕早具才名，颇自矜□。中宗即位，以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他曾上书直谏，历数佛、道虚妄，谓自古称圣者“皆在人事”,“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新、旧《唐书·李邕传》)。他擅长碑颂,虽贬官在外，官绅及寺僧犹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贻亦至巨万。所作《张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等，为世所称。李邕最著名的是书法，笔力挺竦拗峭，以顿挫见长，能寓奇变于规矩之中。杜甫闻其负谤死，曾作《八哀诗》伤悼之。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邕集》70卷，已佚。明人辑有《李北海集》。《全唐文》收其文
5卷，50多篇。《全唐诗》录其《铜雀妓》等诗
4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李 煜
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南唐中主李□第六子。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李煜墨迹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李 玉
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属江苏）人。约生于明万历末（1610～1620），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以后。出身低微，其父曾是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府中的奴仆，他也因此受到压抑，不得应科举,到明末始中副贡。入清后无意仕进,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剧作见于各种曲目书中著录的有42种。其中《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
《清忠谱》、
《眉山秀》、《两须眉》、《太平钱》、
《千钟禄》、
《万里圆》、《牛头山》、《麒麟阁》、
《七国记》、
《昊天塔》、《风云会》、《五高风》、《连城璧》、《一品爵》等18种，如今存有全本;《洛阳桥》、《埋轮亭》（与朱佐朝合作）2种存有散出;《千里舟》仅存佚曲数句。另外,《双龙□》、《万民安》、《长生像》、《武当山》、《罗天醮》
5种，原本失传，但《曲海总目提要》中有介绍。其余的《三生果》、
《虎邱山》、
《挂玉带》、《意中缘》、《凤云翘》、
《麒麟种》、
《禅真会》、《上苑春》、《清平调》、
《秦楼月》、
《五侯封》、《洪都赋》、《燕双飞》、《铜雀台》、《洛神庙》、《珊瑚屏》等仅见著录，内容不详，其中《意中缘》李渔有同名之作，《秦楼月》朱素臣有同名之作，《洛神庙》吕履恒有同名之作，三剧是否为著录者误列李玉名下，难以查考。李玉还根据徐于室的《北词九宫谱》原稿，重新编定了《北词广正谱》，吴伟业为之作序，称赞它为“骚坛鼓吹，堪与汉文唐诗并传不朽”，此书对研究戏曲史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李玉的早期作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一笠庵四种曲”，即所谓“一、人、永、占”。《一捧雪》写严世蕃倚仗其父严嵩之势，把持朝政，卖官鬻爵，为夺取一只玉杯，害得莫怀古家破人亡，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明代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和社会黑暗。《人兽关》写桂薪的忘恩负义，《永团圆》写江纳的贪富欺贫，也抨击了邪恶势力，表现出作者的正义感。《占花魁》根据《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通过卖油小贩秦重和受骗失身的妓女莘瑶琴之间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同小说相比，剧本更多地展示了异族入侵、人民饱受乱离之苦的社会背景，丰富了原作的内容。
李玉入清后的作品，较多的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中取材。其代表作是《清忠谱》,写明末天启年间苏州市民为反对缇骑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剧中揭露了魏忠贤阉党集团的残暴统治,描绘了广阔的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塑造了具有坚贞气节的周顺昌和见义勇为的颜佩韦等五义士的生动形象。和《清忠谱》相似的还有《万民安》，描写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纺织工人葛成为首的苏州市民反对税监斗争。《万里圆》写苏州黄向坚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兵荒马乱中到云南寻父故事，剧中反映了清兵南下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暴露了清朝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恶，抒发了作者对于亡国的悲愤感情。另外，如《千钟禄》（又名《千忠戮》、
《千忠会》、
《琉璃塔》等）写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后建文帝乔装为僧出外流亡的经过，剧中表现的朱棣的残暴，程济、史仲彬等的忠贞，建文帝在逃亡途中的艰险和凄凉，也都隐含着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故国的怀念。《连城璧》写完璧归赵的蔺相如，《牛头山》写英勇抗金的岳飞，《风云会》和《麒麟阁》写宋、唐开国时的英雄业绩，都流露出作者对于时局的感受。其他一些作品，如《埋轮亭》、《洛阳桥》等描写不同的历史人物，表达兴利除弊、扬善惩恶的主题，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李玉的剧作中也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两须眉》极力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黄禹金夫妇，而对麻城奴仆暴动的领袖人物汤志等则加以诬蔑；《武当山》写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时也恣意丑化。一些作品中不乏劝忠劝孝的说教。有的作品中还过分渲染和赞美仆代主死、臣代君死的封建道德，关于人生命定、因果报应及宗教迷信等不健康的描写也随处可见。
李玉的剧作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情节安排紧凑严密、场面描写宏伟活跃。李玉精通音律,曲词遵守格调而且流畅自然,雅俗适中。作品里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句，如《千钟禄》中“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一段就广为传唱，以至有“家家‘收拾起’”的俗谚。李玉是明清之际苏州派戏曲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生活于市民群众之中，从舞台演出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写剧本，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表现出较强的人民性。他的创作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 渔
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字笠鸿，一字谪凡。号湖上笠翁。原籍兰□(今属浙江)，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在明代考取过秀才，入清后未曾应试做官。出身富有之家，园亭罗绮在本邑号称第一。清兵入浙后，家道衰落，遂移居杭州，又迁南京。从事著述，并开芥子园书铺，刻售图书。又组织以姬妾为主要演员的家庭剧团，北抵燕秦,南行浙闽,在达官贵人府邸演出自编自导的戏曲。在此期间，与戏曲家吴伟业、尤侗结交。后因担任主演的乔、王二姬相继病亡，本人亦已年老，境况较前困窘，再度迁居杭州，终老死去。李渔在当时很有声名，但毁誉不一。平生著作有剧本《笠翁十种曲》即《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
《巧团圆》、
《凰求凤》、《意中缘》、
《玉搔头》，另有《偷甲记》、
《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醋记》、《补天记》、《双瑞记》等
8种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尚未有定论；小说《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文传》、《肉蒲团》等；杂著《闲情偶寄》和诗文集《笠翁一家言》等。《比目鱼》插图
选自清代顺治刻本《笠翁十种曲》
李渔的戏曲创作数量虽多，但大都为滑稽剧和风情剧，且多情趣低下，甚至流于猥亵之病。就思想内容言，《十种曲》中只有《比目鱼》和《蜃中楼》较为可取。前者写谭楚玉和刘藐姑的爱情故事，刻画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后者把柳毅传书和张羽煮海两个故事糅合在一起，歌颂了男女主角为了维护爱情的反抗精神和行为。但自清代以来,通常认为《风筝误》是李渔的代表作,此剧写韩世勋与詹淑娟婚姻故事,情节曲折,误会丛生。论者认为它关目布置很工，宾白言谈得当，曲词本色平易，但也批评它有堕入恶趣的严重缺点。
李渔的小说虽大都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但亦多格调低下，思想陈腐之病。所写内容以男女婚姻为主，情节比较曲折。
李渔在戏曲理论方面却取得杰出成就。《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实为戏曲理论专著，后人录出单印，名《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词曲部》论戏曲创作，含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项；《演习部》论戏曲表演。李渔在编剧技巧方面作了系统、丰富而精到的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编剧之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他充分认识到戏剧结构在剧本创作中的重要性,声称“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并就结构问题提出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具体方法。他强调宾白的个性化，即所谓“语求肖似”，“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又提出戏曲之格局要求“小收煞”处，须“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最后的“大收煞”既要使重要角色“大团圆”，又要注意“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诸如此类，都堪称卓见。李渔的戏曲理论亦有糟粕，如强调维系封建教化、“务存忠厚之心”、点缀“太平”景象等等。但就对编剧技巧的探索而言，则在继承王骥德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经验，把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李曾伯
南宋词人。字长孺，号可斋。原籍覃怀(今属河南)。南渡后寓居嘉兴(今属浙江)。曾伯通军事，曾任四川宣抚使、湖南安抚使等职。为官多有实绩，有名于时。曾与权臣贾似道同任边帅，对边境之事，知无不言，所以遭到嫉恨排挤。
李曾伯集中有诗、词、文。文多为奏疏表状之类。诗没有显著特色。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于词。其词今存
200余首，长调占绝大多数。作者是热心事功的用世之臣，自言“要流芳相期千载，肯区区徒恋片时欢？”（〔八声甘州〕《自和》）所以他的词不屑作莺娇燕昵之语，而喜用慷慨悲壮之调，抒发忧时感世之情。他自称“愿学稼轩翁”(〔水调歌头〕《寿刘舍人》)，词的风格和内容也多有与稼轩相似之处。如〔沁园春〕《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韵》：“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几度斜阳人倚楼。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淮头虏尚虔刘，谁为把中原一战收”，对景抒情，感慨身世，怀念中原,悲愤之意,宛然可见。前人评论他“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四库全书总目》），概括了可斋词的特点。但因不讲含蓄和议论过多，有些篇章流于粗豪，显得枯燥，形象性较差。有《可斋杂稿》34卷，《可斋续稿》前8卷,后12卷，并见于《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李兆洛
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属江苏常州市）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改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20年。
李兆洛精舆地、考据、训诂之学。为文主张混合骈、散两体之长，与桐城派散文立异，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所作文章，大体上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如《举业筌蹄序》、《墨卷望气序》、《骈体文钞序》、《皇朝文典序》等，骈散兼济，事理交融。《精法楼祀汪容甫先生记》、《桐城姚氏□坞惜抱两先生传》写得和婉真挚；对桐城派的姚范、姚鼐两人，也表示推尊，不持门户之见。汤成烈《重刊养一斋文集序》评其学：“莫不兼综百家，钩稽历代，研精极虑以出之，凡实事必求其是。”所选《骈体文钞》为历来最好的骈文选本，标举魏晋、六朝宗旨。
李兆洛撰《养一斋文集》20卷，有咸丰二年初刻本，光绪四年重刻本。辑有《皇朝文典》70卷，《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12卷，《地理韵编》21卷，《骈体文钞》31卷等。
李 质
北宋文学家。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今陕西华县)人。6岁丧父母,能刻苦自学。少年时他的文章就受到苏轼的称赞,认为“笔墨澜翻,有飞砂走石之势”，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由此便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元□中,曾上《忠谏书》、《忠厚论》及《兵鉴》二万言。中年应举落第后，即绝意仕进，寓居长社（今河南长葛县），生活清苦，直到去世。
李□诗多以山水、行旅、酬赠、题画为内容，诗风雄健奇丽。七古和七绝尤为出色。散文中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颇具逻辑性。集中有《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提出文章须具备体、志、气、韵的“四要”说，是北宋文学批评的重要作品。又有《德隅斋画品》22题，对于唐、五代和宋的名画评定品位，考证作者和阐发画理,也多精辟的见解。集外另有《师友谈记》1卷，记载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如苏轼论陶诗有奇趣、秦观论赋等，也是宋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有价值的材料。
李□有《济南集》20卷，当时又名《月岩集》，已佚。今本《济南集》，是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共8卷，其中诗赋5卷,文3卷。有《宋人集》本。《师友谈记》收入《学津讨原》和《丛书集成》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