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空曙
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字文明，一说字文初。广平(今河北永年，一说今北京附近)人。登进士第。曾官主簿。永泰元年至大历二年,为左拾遗,在长安与卢纶、独孤及和钱起吟咏唱和。后贬为长林丞。贞元初，以水部郎中衔在剑南四川节度使韦皋幕中任职。官至虞部郎中。
司空曙的诗歌大部分属于酬赠之作，由于仕途蹭蹬，又长期迁谪，所以他对遭遇不幸的友人常常表现出深切的关心。《送郑明府贬岭南》、《送乔广下第归淮南》、《送流人》等篇，或感慨人事不平，或为窜身遐荒者一掬同情之泪，都写得情词凄恻，哀婉动人。明代顾□曾称誉他的交游诗“情多，所以难得”（《唐诗广选》卷六引）。其名句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喜外弟卢纶见宿》），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又如“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范□文以为“情融神会,殆如直述”，“最能感动人意”（《对床夜语》卷五）。他秉性恬淡闲退，与达官贵人唱和较少，而与僧徒交往较多。李端说他“素有栖禅意”(《忆故山赠司空曙》)。他自己也说：“避事多称疾，留僧独闭关，心归尘俗外，道胜有无间。”（《深上人见访忆李端》）其咏物之作，如《题落叶》寄寓身世之感，《松下雪》表现甘守寂寞的志趣，都较有特色。其五言近体的佳作名篇，陆时雍《诗镜总论》以为可与庾信、杜甫相媲美。总的说来，他的诗歌风格“婉雅闲淡，语近性情”（《唐音癸签》卷七）。
《新唐书·艺文志》载《司空曙诗集》
2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所收《唐司空文明诗集》为
3卷。《全唐诗》编录其诗为
2卷。傅璇琮所撰《司空曙考》对姚合《极玄集》卷上小传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所记事迹多有辨正。
司空图
唐代诗论家、诗人。字表圣，自号耐辱居士、知非子。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咸通十年(869)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唐末政局混乱，他力求退隐，归居中条山王宫谷别墅中，游吟于泉石林亭间。曾作《休休亭记》以示放达。
司空图论诗发展殷□、皎然之说，注重含蓄蕴藉的韵味与清远醇美的意境，提倡“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和“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讲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他推崇王维、韦应物“趣味澄□”的诗风，而批评元稹、白居易为“力□而气孱”（《与王驾评诗书》）。他也赞美过李白、杜甫之作与韩愈歌诗的气势奔腾，“物状奇变”（《题柳柳州集后序》），但并不专主一格。《与李生论诗书》中曾自引其得意诗句，有得于早春、山中、江南、塞下、丧乱、道宫、夏景、佛寺、郊园、乐府、寂寞、惬适等，大都属于抒写闲情逸趣而偏于静美的。他的部分作品如《秋思》、《喜王驾小仪重阳相访》、《狂题》、《偶书》、《河湟有感》等，也流露了他别有伤心怀抱。
《二十四诗品》是他的论诗专著，简称《诗品》。其中把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意境分为雄浑、冲淡、纤□、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品类，每品用十二句四言韵语来加以描述，也涉及作者的思想修养和写作手法。与钟嵘《诗品》以品评作家作品源流等第为内容是不同的。
论诗文而品评风格,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等已开先河。皎然《诗式》分诗歌为十九体，品目更详,但解释笼统,分体名目也较牵强。司空图的《诗品》则不仅分类确切多样，而且对比较抽象的诗艺特征运用大量形象化比喻，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这里可以看到唐代诗歌创作高度繁荣，百花齐放所提供的经验。书中列举的诗歌风格相当丰富多采，有属于壮美的，有属于柔美的，也有两者结合的。如《雄浑》强调“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含蓄》揭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要求气象高大壮阔而非浮阔，含蕴深沉精微而不浅率，都是内在美的自然体现。作者对于诗歌艺术特征的探讨确是深有会心的，尤其倾心于清远高妙的韵味风致。诸品中多用山林逸士的生活情趣以及神仙道释超尘出世的语言来描写诗歌境界，有些语句说得过于迷离恍惚，容易令人产生神秘之感。然而，“语不涉己，若不堪忧”、“大道日丧，若为雄才”等，字里行间也曲折流露出某种身世时代的悲慨。至于《诗品》全书是否存在严密的体系，清代有些研究者曾作过探索。杨振纲《诗品续解》曾从二十四品的次第中寻找其连贯的脉络。许印芳
《二十四诗品跋》
则说它“分题系辞，字字新创，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然品格必成家而后定,如‘雄浑’‘高古’之类,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实境’‘精神’之类,乃诗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但这些分析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二十四诗品》影响深远。宋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表示了向慕之忱。严羽《沧浪诗话》提倡“兴趣”、“妙悟”，与司空图主张韵味也是一脉相承的。清代王士□标举“神韵”之说，更奉司空图、严羽的论说为准则。他在《香祖笔记》中说：“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鬲津草堂诗集序》说：“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论者或对其所取不满,如《四库全书总目》说，诗品“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祯（□）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王士□对二十四诗品的撷取确有其片面性，但所取却不能不说是司空图诗论精神的重点所在。《诗品》在开创文艺批评形式方面有广泛影响。模仿之作，清代有袁枚《续诗品》、顾翰《补诗品》，还有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郭□的《词品》等。
今存《司空表圣诗集》，有《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乾坤正气集》本、《四部丛刊》影《唐音统签》本；《司空表圣文集》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嘉业堂丛书》本文集与诗集附有缪荃荪等撰校记。《二十四诗品》不载于今存的《司空表圣文集》和《司空表圣诗集》,但收于《全唐诗》,别有单行本多种，通行的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说郛》本、《历代诗话》本、《四部备要》本等。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司马光
宋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人。家居涑水乡，人称涑水先生。晚年自号迂叟。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仁宗宝元二年(1039)进士，嘉□六年(1061)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宋神宗即位，诏为翰林学士，以不善骈文坚辞不就，乃任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神宗和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因政见不合，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绝口不论政事，致力于编写《资治通鉴》。哲宗元□元年(1086),起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元□更化”，尽废新法。当政八月而卒。
司马光散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资治通鉴》上。《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终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959)，按年记载了共1362年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史著作。它体例谨严，结构完整，取材广泛,对史料取舍慎重,考证详密。其中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成为历史散文的名篇。司马光自称“颇慕古文”而“不能刻意致力”（《答陈充秘校书》），他的文章正因不甚刻意致力而能得自然之致。《资治通鉴》的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晰,文笔流畅,生动形象，有文学色彩，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及李□雪夜入蔡州等战争场面的描写，历来为人们所推重。其他文章如《谏院题名记》等也写得精练明洁。另有《涑水纪闻》，写得简要、切实，《续诗话》亦有见解。司马光墨迹
司马光的著述，除《资治通鉴》外，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有《四部丛刊》影宋本。《涑水纪闻》16卷,有《丛书集成》本。《续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本。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出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分别以评论：对阴阳等五家，既有所肯定，也指出其不足，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说明司马谈接受的是西汉初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司马谈十分重视自己史官家世的传统和史官的职责，曾慨叹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有这些对司马迁后来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黄河边上的龙门山下度过的。10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并直接受学于当时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南游江淮,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这次“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以后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书令时，或奉旨出使，或陪驾巡幸，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亲身领略祖国壮阔的自然风貌，调查了解许多历史故实，订正和补充文献上的疏漏，也使他有可能接触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了解。
司马迁漫游江淮回长安后，任郎中，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他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任太史令。日常职司以外，他在“石室金□”（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以便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遗愿。经过四、五年的准备,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在完成了主持改革历法的工作后，正式着手写作《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为李陵事上奏武帝，获罪，受腐刑。司马迁受此大辱，愤不欲生。但是为了完成已经着手的著述，他决心“隐忍苟活”。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这是比太史令品秩更高的官职。但由于这一职务当时通常由宦官充任，使司马迁时时想起自己受腐刑的耻辱，因而对朝廷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专心于自己的著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鼓励他能有所作为，要把推荐选拔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为此，司马迁写了有名的《报任安书》，信中沉痛地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得祸的经过以及忍辱含垢的心情，并告诉任安：“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的《史记》此时已基本完成。以后，司马迁的事迹无可考，据王国维等人推断，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加上他个人的特殊的家世和遭遇，使他在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较之前人有重大突破，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在《史记》中，他论证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历史人物成败原因时,尽可能要找出社会根源,而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他在《史记》中主要写了帝王将相的世系和事迹，但也写了不少没有社会地位、受人轻视的下层人物的种种值得赞扬的事迹，肯定了这些人物对社会的贡献和历史作用。他甚至把仅仅称王几个月的陈涉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汤、武革命并列，给予极高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历史见识，在古代历史学家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司马迁不可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的历史观的核心仍是唯心主义的“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这说明他对历史发展的论述最终还是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使他对封建专制的统治有了清醒的认识，给他那支有力的史笔增添了强烈的爱憎感情色彩，但也使他的思想带有某些消极悲观的成分，表现出宿命论的色彩，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评价。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继承了先秦史学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也因此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这使《史记》既生动地表述了历史进程，又刻画了几十乃至上百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尚著录有赋8篇。今存《悲士不遇赋》一篇。这篇赋是他受腐刑后所作，不仅抒发了作者身遭大难后仍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而且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是汉武帝时期众多赋作中有个性、有社会意义的一篇。《报任安书》不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由于作者真诚坦率的自我剖白，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充满感情的叙述，使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成为古代散文中不朽的名篇。
司马相如
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收入《文选》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这两篇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假托楚国子虚先生，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说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畋猎之盛，乌有先生则批评他“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同时也把齐国的土地之广、物类之丰夸耀了一番。《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谈话后，一方面批评他们“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丽”的名义下，把汉天子上林苑的富贵壮丽及天子射猎时的盛况大加铺陈夸说,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最后则以汉天子翻然悔悟,觉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罢猎”作结。作品的主旨在于歌颂大一统王朝的声威和气魄，同时对统治者的过分奢侈也作了委婉劝戒。但因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夸张帝王的排场和享乐，末章的一点所谓讽谏之意，正如扬雄论赋所批评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而已。在艺术表现方面,《子虚》、《上林》两赋结体宏大,描写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但终以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而且僻字连篇。《文心雕龙·练字篇》说：“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谈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他的《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均为骚体作品。其中《长门赋》比较有名，据叙中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赋中写失宠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动人，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歌有很大影响。但后世的研究者对作者和本事都提出过怀疑。四川邛崃司马相如琴台
司马相如在作赋理论上，提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葛洪《西京杂记》所引）的主张，说明他在作赋时比较重视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相对忽略思想性。尽管如此，他在赋史上仍有重要地位。他的《子虚》、《上林》，为汉代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形式，后来的一些描写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无不受影响；而论规模、气魄，则难与相如之作齐肩。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活动，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鲁迅也高度评价了司马相如对汉赋变体创新的贡献，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越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时为安抚巴蜀百姓而作。《难蜀父老》是一篇辩难文字，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文章议论风发，说理透彻，也有一定文采，刘勰称后者“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它们对后世政论和告谕文体，也有一定影响。另外还有散文《上书谏猎》和《封禅文》。诗歌则仅存《琴歌》和《郊祀诗》。
《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宋 濂
明初散文家。字景濂，号潜溪。先祖潜溪人（今属浙江金华），至宋濂时迁到浦江（今浙江浦江县）。宋濂自幼好学，曾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人学习。元至正时被荐为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就，隐居龙门山著书10余年。朱元璋起兵取婺州，召见宋濂，命他为五经师。朱元璋称帝后又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修《元史》，为总裁官。当时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文章大多由他执笔。累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因年老辞官还家。后因长孙犯法，又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故于夔州。正德时追谥文宪。
宋濂散文，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最为出色。其传记小品文，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如《秦士录》写文武兼长而怀才不遇的邓弼磊落性格及坎坷命运，其豪爽奔放个性，跃然纸上。《杜环小传》及《李凝传》分别叙写两个中、下层人士仗义助人、赈济病贫的品德，以对比手法抨击时弊。文中说：“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五伤流俗之嗜利也。传其事以劝焉”，可见写文目的。《记李歌》则写出了生于娼门的少女李歌,拒绝豪华生活诱惑,维护尊严的不屈性格。再如《王冕传》中王冕豪放孤傲性格也刻画得十分鲜明。
宋濂有寓言体散文集《燕书》及《龙门子凝道记》。书中以一些生动故事说明抽象的哲理,寓意深刻,耐人回味。如《尊卢沙》讥讽了好说大话、贻误国事之人,文章以“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作结,颇有谐趣。《鼠□狸□》则写因享受而丧失搏斗能力的狸□竟望鼠而抖，表现长期养尊处优之害。其他如:《成阳□借梯》、《越人溺鼠》、《白雁啄奴》等皆风趣诙谐，启人深思，为较好讽刺小品，其中有些故事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宋濂写景散文佳作亦不少。如《环翠亭记》写亭外竹林“积雨初霁”,“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秀丽清新。他如《桃花涧修禊诗序》、《看松庵记》等皆文笔简洁，写景状物都较生动、自然。
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章中较多颂扬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的内容。有些文章如《阅江楼记》，虽情景畅达，但颇为粉饰之辞所累。宋濂此类文章，成为后来“台阁体”的先声。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伤情绪。宋濂文名远播国外，高丽、日本、安南等国使节曾以重价购其文集。
宋濂著作，有《宋文宪公全集》，53卷，亦有版本称《宋学士全集》或《宋学士文集》。此外还有《篇海类编》20卷,《洪武正韵》16卷。主编有《元史》210卷等。
宋 祁
宋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子京。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天圣初（1023）与兄宋庠同举进士，当时称为“二宋”。累迁同知礼仪院、尚书工部员外郎，知制诰。又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新唐书》，为列传
150卷。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
宋祁曾自为墓志铭及《治戒》,自称“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郡斋读书志》说他的诗文多奇字。《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晁公武“殆以祁撰《唐书》，雕琢□削，务为艰涩，故有是言”。今存宋祁的诗文集已非完本，即以现存者而论，文章兼有骈体和散体，其中确有好奇之癖和诘屈聱牙之句。但也有博奥典雅的一面。有的散文如《题司空图诗卷末》写道：“噫！表圣，贤者也。以其贤故，一言一物为后人爱秘若此。宁当时之人举不及后人之知表圣耶？是不然。同时者□，异时者慕，尚何怪哉！”写得笔墨淋漓，有思想深度和感情色彩。诗歌也有特色,如《侨居》写道：“世路风波恶,天涯日月遒。”《送范希文》写道：“危言犹在口，飞语已磨牙。”寓慨极深，耐人吟味。宋祁也长于词，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如〔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一阕，尤其“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写景抒情颇具特色。
著作除《新唐书》列传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有《湖北先正遗书》本。近人赵万里辑有其词《宋景文公长短句》
1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时又稍有增补。
宋 琬
清代诗人。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顺治十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因山东于七农民起义，仇家告他有牵连，因此，系禁三年，几乎死于狱中。获释后,长时期流寓吴、越，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觐见，适逢吴三桂举兵占领成都，因家属留蜀，惊悸忧愁去世。
宋琬诗在清初颇有名,王士□《池北偶谈》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是也。”又说他后期诗歌，颇得力于杜甫、韩愈、陆游。沈德潜《清诗别裁》说:“宋以雄健磊落胜”。宋琬诗很少反映现实之作，内容当然不能和杜甫、陆游相比拟，只是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仿效而已。他的诗作内容大多抒写个人的穷愁、哀伤，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写哀》、《狱中对月》、《晨星叹》、《埋忧》、《听钟鸣》、《悲落叶》等是他的较好作品。他的诗作以雄浑见长。
著作有《安雅堂全集》20卷，《安雅堂未刻稿》、《入蜀集》、《二乡亭词》，乐府《祭皋陶》等。
宋之问
唐代诗人。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历洛州参军、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因谄事张易之兄弟，曾贬泷州参军。召为鸿胪主簿，再转考功员外郎，又谄事太平公主。以知贡举时贪贿，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流钦州，赐死。
宋之问与沈□期齐名，时称“沈宋”，为近体律诗定型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多歌颂应制之作,格律严整,文辞华靡。曾以善作应制诗，得到武则天的恩宠。他在流放途中诸作,多表现感伤情绪,诗风有明显转变。如《题大庾岭北驿》等篇，内容较为充实，在形象构思上有所创造。《过蛮洞》、《经梧州》等诗，都表现出较深的生活感受。绝句《渡汉江》更写得生动形象，含蓄凝炼。尤善写五言排律,被胡应麟誉为初唐之冠(见《诗薮·内编》卷四)。
原有武平一所纂《宋之问集》10卷，已散佚。今有《四部丛刊续编》所收明人辑《宋之问集》
2卷行于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苏 绰
西魏政治家、散文家。字令绰。武功(今属陕西)人。早年因从兄苏让荐举，被宇文泰任命为行台郎中，后任大行台左丞、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等职。西魏文帝大统十年(544)(《北史·苏绰传》作十一年),他奉宇文泰之命，作《六条诏书》。同年，又奉宇文泰之命,欲革晋代以来文章浮华之弊,仿《尚书》作《大诰》。这两篇文章，纯属散体，质朴无文，一反当时公文多用骈体的风尚。因此后来的一些文学史家常常把他看作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苏绰的主张在当时就有人不很赞成。如柳□作《文质论》，“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周书·柳□传》），似即针对苏绰而发。后来，《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论说:“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事实上苏绰的主张在当时也未能起很大作用。西魏恭帝元年(554)左右,庾信、王褒相继自南方来到长安，西魏、北周的文人争相仿效他们的骈俪文风。可见他一味仿古的文体，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苏绰的文除《大诰》以外，《周书·苏绰传》又录其《奏行六条诏书》。
睢景臣
元代散曲家。一作睢舜臣,字景贤。江苏扬州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钟嗣成《录鬼簿》把他列在“方今才人”之中，并说：“大德七年(1303)公自维扬来杭州，余与之识。”可知他是钟嗣成同时代人。曾撰《屈原投江》、《牡丹记》、《千里投人》
3部杂剧，《嘉庆扬州府志》还曾著录《睢景臣词》
1卷，均不传，今仅存套曲3首。
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散套，是元代散曲中优秀名篇。《录鬼簿》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可知此套曲当时已负盛名。
套曲取材于汉刘邦称帝后，威加海内返故乡的史实。然而并没有写衣锦还乡的荣耀，却通过一个与刘邦有过瓜葛的乡民，揭露了刘邦过去强秤麻、暗偷豆的行为。并以贫贱与显贵的对比描写，寥寥数笔，画龙点晴地勾画出他昔日虽然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如今却“觑得人如无物”的变化，撕下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神圣尊严”的面具。同时，作品还对那些趋炎附势的乡绅们忙着接驾时装模作样的丑态，进行无情的讽刺。作品写的虽是历史故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现实情况。
这一套曲，构思巧妙，利用乡民的口吻，嘻笑怒骂，定下了讽刺幽默的基调。作品结构紧凑而有层次，形象鲜明，语言本色生动，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苏曼殊
近代作家。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为其法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旅日华商，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身世使他早年即因家庭矛盾出家为僧。但是，民族的危难又使他不能忘情现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
苏曼殊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人交游，为南社社员。他现存诗约百首,大多为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写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过平户延平诞生处》抒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敬慕，《吴门依易生韵》“碧城烟树小彤楼”、《为玉鸾女弟绘扇》、《东居杂诗》“流萤明灭夜悠悠”等写对国家安危的忧虑。但是,这类具有政治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苏曼殊的诗主要写个人身世，尤多写爱情和女子，如《本事诗》、《无题》、《东居杂诗》等。它们以□丽绵眇的风格，表现幽怨凄惋的感情，艺术上受李商隐和龚自珍的影响较多。苏曼殊还有一部分风景诗,色调明朗,节奏欢快，表达出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如《淀江道中口占》：“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种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又如《过莆田》、《晨起口占》等。
苏曼殊善画。他的诗不用典，不发议论，懂得用形象说话，常常能以寥寥的几笔勾勒出如画的意境。因此，前人对他的诗艺术评价颇高，说是“旷观海内，清艳明隽之才,若曼殊者，殊未有匹焉”(王德钟《燕子龛遗诗序》)。但是,也有人批评他“高逸有余,雄厚不足”(胡怀琛《说海感旧录》)。
从1912年起，苏曼殊陆续发表了6种文言小说。
《断鸿零雁记》(1912)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写作的长篇，其中某些情节有着苏曼殊本人生活的影子。男主人公三郎，家道衰微。其未婚妻雪梅被继母迫嫁富室，三郎愤而为僧。后来，三郎东赴日本寻找生母，与姨姐静子相遇。三郎之母属意静子，三郎对静子也不无恋恋之情,但终因皈依佛法，割断情丝，潜逃回国。其时,雪梅已绝食而死。
《绛纱记》（1915）以四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中心，展开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小说写了华侨资本家的倾轧、破产，批判资产阶级以金钱财富为轴心的婚姻关系的卑鄙。它又通过一场“洋场骗术”的描写，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恶劣影响。
《焚剑记》（1915）在表现主人公爱情生活的同时，反映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动乱面貌：兵乱匪劫，人民颠沛流离，军中以人肉为粮。小说的两个女主人公，一个为姨母迫嫁，逃亡出外，又为人逼嫁，再度逃亡，终于流离而死；另一个在未婚夫死后，被逼抱着“木主”成婚，终身守寡。苏曼殊通过这一情节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沉痛控诉。
《碎簪记》(1916)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代表者的形象。小说主人公反对子女婚姻自主，认为“自由恋爱是蛮夷之风,不可学也”。在他的干涉下,三个男女青年都殉情而死。本篇在作者小说中最富于抗议精神，发表于《新青年》。陈独秀称赞它具有“反对黑暗野蛮时代”的战斗意义。
《非梦记》(1917)写贫富不同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遭遇。男主人公被婶母逼迫抛弃贫寒的画师女儿，另娶一“家累千金”的门当户对者，结果是女主人公投水而死，男主人公当了和尚。
苏曼殊的这些小说，从争取婚姻自由方面接触到反封建主题。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矢志不二，但都为礼法、门第、家族、金钱等社会势力阻挠,不能如愿，构成悲剧。这一冲突有其时代意义,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却将它转化为主人公的反抗和屈服、入世和出世、追求幸福和宗教解脱之间的个人心理矛盾，而又让后者占了上风。这样，他的作品就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有时甚至为佛教教义作宣传。
苏曼殊的译作有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及《拜伦诗选》等。
《惨世界》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最初名《惨社会》，署名苏子谷译。发表至第11回，因报馆被封中辍。次年改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署名苏曼殊、陈由己合译。陈由己即陈独秀。《惨世界》由苏曼殊主译，陈独秀润色加工，并续译12至14回。
苏曼殊的翻译并不忠实于原著，不仅有所删削，而且自第
7回起，更离开原书，杜撰情节，添加了一个名叫男德的青年,通过他,译者表述了自己的革命见解。如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书中还写到工人金华贱因冻饿无奈，从面包铺拿走了一块面包，被定为“夜入人家窃盗的罪名”，男德为此不平，他认为，世界上的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只有那些不能做工，靠欺诈别人发财的人才是蟊贼。显然，这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书中，译者还添加个别人物和情节，表现了对清朝贵族及其走狗的强烈痛恨。
《拜伦诗选》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其中，用中国古体诗的形式译有《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译作之一。
著作有《苏曼殊全集》。
孙 楚
西晋诗人。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史称其“才藻卓绝，爽迈不群”。魏末，孙楚已40多岁，才入仕为镇东将军石苞的参军，后为晋扶风王司马骏征西参军，晋惠帝初为冯翊太守。死时大约70多岁。
孙楚的诗以《文选》所录《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最有名，其中“零雨被秋草”尤被历来论者推祟。但从全诗看来，仅起首二句比较出色，后面则纯属议论，而且具有后来流行的玄言诗色彩。所以明人张溥对此诗有微词，说“未见其绝伦”（《孙子荆集》题辞）。他的《除妇服》诗，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存
8句。据说其友人王济曾称赞说：“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然，增伉俪之重。”
他的辞赋多已散佚，类书中尚保存若干片断，其中不乏警策之句。如《鹰赋》中“深目蛾眉，状似愁胡”两句，即为杜甫《画鹰》诗的“侧目似愁胡”所本。散文如《晋书·孙楚传》所载《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文辞华美，颇有气势，文风接近三国陈琳等人。
《孙楚集》据《隋书·经籍志》载，凡12卷，今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辑有《孙冯翌集》。
孙 绰
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少以文才著称，累官至廷尉卿，领著作。
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更甚,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是玄言诗盛行。梁代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和许询就是这种诗风的代表。《诗品》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孙绰的《答许询》就是明显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等句，实际上是用四言诗演绎道家哲理。但他也有一些较好的诗,如《秋日》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等句，写景生动。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台新咏》题为孙绰作。但此二诗颇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孙绰所作。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词旨清新，在晋赋中较为有名。作者在序中把天台山与蓬莱仙山相比，说它“穷山海之□富，尽人神之壮丽”。赋中虽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对景物作了细致的描绘。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等句，文辞工整秀丽,颇有情韵。孙绰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曾对范启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有《孙廷尉集》，原书今佚。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辑本。唐代柳公权书孙绰五言诗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