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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宪
五代词人。字孟文，号葆光子。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历事南平高从海、高保融、高继冲三世，累官至检校秘书监兼御史大夫。入宋后，为黄州刺史。性嗜经籍,聚书数千卷;校勘钞写，老而不辍。著有《荆台集》、《笔□集》、《橘斋集》、《蚕书》、《巩湖编玩》、《北梦琐言》等书。现存《北梦琐言》一种。孙光宪词题材较广,内容较宽。他也写艳词,既有泼辣的风月情,也有婉约的青楼怨。但是他在花间词中独树一帜的，却是由于咏史、农家、异乡、边塞等主题的词作。咏史词,如《河传》“太平天子”写隋炀帝“等□游戏”,荒淫作乐，开运河，游江都，终于“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身死国亡；农家词，如〔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咏田园情趣，“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乐在其中；异乡词,如〔菩萨蛮〕“木棉花映丛祠小”，写“铜鼓与蛮歌”的南国越族风情,别有春光。尤其是他的边塞词,如〔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想象塞外射猎,“一只鸣□云外,晓鸿惊”，颇为豪放；〔酒泉子〕“空碛无边”描写征人室思，“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不失雄健。《白雨斋词话》说他的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然不及温、韦处亦在此，坐少闲婉之致”,正说出其特色,可为后世豪放词的先声。其事迹见《宋史·荆南世家》。孙词今存80余首，《花间集》收其词60首。
孙 樵
唐代散文家。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郡县不详)人。生卒年不详。宣宗大中九年(855)进士,官中书舍人，僖宗广明元年(880)，诏赴岐陇行在,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绯鱼袋。
孙樵曾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他是晚唐坚持古文运动的一位代表作家。自称是韩愈古文的再传弟子:“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他所谓“为文真诀”，是“储思必深，□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与王霖秀才书》），确与皇甫□的尚“奇”理论一脉相承。他的作品也实践这一真诀，如《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书褒城驿壁》、《梓潼移江记》、《兴元新路记》等，大都反映了唐朝政治和社会现实，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讲究构思,注重词采,风格奇崛。《读开元杂报》一文,是关于我国最早的新闻报道的记载，其中并附有作者的政治评论。他还撰有史学著作《孙氏西斋录》，书已不传，仅存序略，尚可窥见其史学观点。
孙樵生前曾从自己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35篇,编为10卷，名《经纬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3卷。今传有《四部丛刊》本《唐孙樵集》10卷，系据明刊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10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孙原湘
清代诗人。字子潇，晚号心青。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幼随其父孙镐任居奉天(今辽宁)、山西，所历名山大川皆发之歌咏,青年时代已名噪京都。嘉庆十年(1805)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官。告假归，得怔忡疾，遂不出。历主昆山之玉峰、旌得之毓文、通州之紫琅、本邑之游文各书院。
孙原湘诗受袁枚的影响颇深，主性情，认为性情是“主宰”，格律是“皮毛”。于唐宗李白、李商隐。所作多清新秀丽,超迈俊逸。与舒位、王昙齐名,清代法式善曾为他们作《三君咏》。诗歌内容多纪行、咏古、抒怀、酬赠之类。也有一些反映闾阎疾苦、讽喻时政的诗篇，如《贫女》、《雄县大水，平田皆成巨浸，慨然伤之》、《猛虎行》、《拟禽言》、《太守来》、《开仓谣》等。清代张维屏认为孙原湘诗“骨力沈郁不及船山（张问陶），却无船山集中之叫嚣；才气寓赡不及随园(袁枚)，却无随园集中之游戏”(《听松庐诗话》)。其诗通体警炼，能拔出前人名作之外的，如《岳忠武墓》；情致缠绵，独具一格的，如《入都留别》。
著有《天真阁集》54卷、《外集》6卷。
孙枝蔚
清代诗人。字豹人，号溉堂。三原（今属陕西）人。明亡时离家，南下江都作盐商。不久，弃商读书。唐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自陈衰老，不应试；授内阁中书衔。离京客游四方。
孙枝蔚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所作诗词,辞气直率，不事摹拟，自成理路。其内容则有较多反映国家之思、身世之感和一些劳苦者的艰难生活。如“身久不归，节近重阳……乞食题诗，遣愁沽酒……海已为田，桔还化枳，往事回头涕泪横”（《沁园春·戴务旃携具过寺寓》），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情怀。《佃者歌》以佃农口吻写凶年的痛苦情状；《哀纤夫》（二首）寄同情于淮河之滨的役夫：“受笞手中鞭,不如为奴仆”,“力尽长苦饥，何处望炊烟”；六言诗《秋胡行》（三首）写镇江郡一名文人无辜被官府杀害，反映出清初官府骇人听闻的草菅人命的作风。王泽宏序其诗，谓：“波澜老成，绚烂极于平淡”，“得力在一朴字”；魏禧序其诗说“冲口而出，摇笔而书，磅礴奥衍，不可窥测”；施闰章《送孙豹人舍人归扬州序》，也说孙诗“不务雕饰”，可见其风格。
著作有《溉堂集》，包括《前集》
9卷，《后集》6卷，《续集》6卷，《文集》5卷，《诗余》2卷。有康熙甲子刊本。
孙钟龄
明代戏曲作家。籍贯生平均不详。字仁孺，号峨嵋子,又号白雪道人、白雪楼主人。从祟祯刊本《醉乡记》所附王克家序中提到:“吾友孙仁孺,才未逢知”，可见他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所撰传奇《东郭记》、《醉乡记》二种，合称“白雪楼二种”，俱存，而以《东郭记》著称于世。
《东郭记》是一部辛辣的讽刺剧，内容取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乞饮“东郭□间”故事，以“齐人”为主角，兼写与他臭味相投的王□、淳于髡等一伙无耻之徒，他们开始时在坟间乞食、偷鸡摸狗，后来凭借逢迎献媚、权门行贿等卑劣手段博取荣华富贵；及至做官以后，又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丑态百出。作者假托古人，揭露明代官场内幕的黑暗，兼吐胸间的不平之气。情节与人物的处理，虽然明显地作了夸张，但就内容和主题说来，仍然是严肃的。另一部写“乌有生”和“无是公”等人物的闹剧《醉乡记》，也是孙钟龄的抒愤之作，表达了作者对功名的感慨。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并收两剧。其中《东郭记》系据刻本中最早的明万历间白雪楼刊本影印，《醉乡记》据明祟祯刻本影印。
苏舜钦
北宋诗人。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自曾祖时移居开封。他是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梅尧臣友善并齐名，时称“欧苏”或“苏梅”。祖父苏易简，宋太宗时参知政事。父苏耆，官至工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苏舜钦22岁时，因父亲官职而得以补太庙斋郎、荥阳（今属河南）县尉，景□元年(1034)进士。历任蒙城（今属安徽）、长垣（今属河南）县令。
苏舜钦在政治上倾向于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杜衍、富弼等人延揽人才，准备实行新法。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被范仲淹推荐为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御史中丞王拱辰等反对政治改革。时值进奏院祀神，苏舜钦按照惯例，用所拆奏封的废纸换钱置酒饮宴。王拱辰诬奏苏舜钦以监主自盗，借以打击范、杜。苏舜钦被削籍为民，与会的名士十余人同时被贬逐。被废后离开开封，于苏州修建沧浪亭，隐居不仕，庆历八年(1048)复官为湖州长史，未及赴任即病逝。
苏舜钦青年时期，就以文章知名。他不受当时浮艳文风的束缚，与穆修等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在诗文革新方面，对同时的许多作家有过积极影响。欧阳修《苏学士文集序》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高度推崇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原于古，致于用”（《石曼卿诗集叙》）,强调继承儒家文艺思想中的现实精神,文学要反映现实。他对散文创作的主张，见于《上三司副使段公书》：“尝谓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言也者,必归于道义；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至是，则斯为不朽矣。故每属文，不敢雕琢以害正。”这和韩愈的文论一脉相承。他对诗歌创作的主张，主要见于《石曼卿诗集叙》：“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乃设官采掇而监听之，由是弛张其务,以足其所思”,因此，“弊乱无由而生。厥后官废，诗不传，在上者不复知民志之所向，故政化烦悖，治道亡矣。”这与白居易的诗论精神相一致。
苏舜钦的文学创作，可以进奏院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在前期，其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许多上皇帝书和上执政大臣书，打破了骈四俪六的束缚，文笔犀利,议论激烈,抨击弊政，要求改革，多是有战斗性的政论文。诗歌的突出特点也是具有政论性和战斗性，往往就当时的政治事件和现实问题直抒己见。如《感兴》第3首,就林姓书生上书获罪的事件对统治者堵塞言路的残暴手段进行揭露和抨击。《庆州败》就一次丧师辱国的战役，对主将的怯懦无能和执政者的用人不当作了尖锐的指斥。《己卯冬大寒有感》、《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等五言长篇，深刻反映了天灾人祸交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社会现象，对广大人民的苦难倾注了同情。《送李冀州诗》、《寄富彦国》、《送杜密学赴并州》、《送安素处士高文悦》一类诗，极力描述外患严重，鼓励友人们效命疆场。《吾闻》抒发了他梦寐不忘保卫边疆的壮志，诗中写道：“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阙。”象这种抒写英雄抱负的主题，在宋诗里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
在后期，隐居生活局限了他的视野，反映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减少，寄情山水的作品增加。散文《沧浪亭记》描写了沧浪亭的幽美风景，抒发逃避现实、冲旷自得的生活情趣。《初晴游沧浪亭》、《淮中晚泊犊头》、《夏意》等小诗，也写得新鲜恬淡。但他并没有真正忘怀于世事，象散文《答韩持国书》和诗歌《遣闷》、《淮中风浪》、《夏热昼寝感咏》等，都暴露了世态的炎凉和政治的黑暗，抒发了蒙冤受害、壮志难酬的悲愤。
苏舜钦是慷慨、豪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诗人，他的诗歌也热情奔放，有别于梅尧臣诗的微婉古淡、含蓄深远。欧阳修评他的诗“笔力豪隽”、“超迈横绝”（《六一诗话》），《宋史·苏舜钦传》也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例如“老松偃蹇若傲世，飞泉喷薄如避人”（《越州云门寺》）；“况时风怒尚未息，直恐泾渭遭吹翻”（《大风》），想象奇特，借助自然景物形象抒写愤世嫉俗、勃郁不平的情怀，最能体现他的诗歌风格特点。但他的诗大多缺乏含蕴和韵味，语言也往往失之粗糙与生硬。
诗文集有《苏舜钦集》16卷，《四部丛刊》影清康熙刊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苏舜钦集》。
苏天爵
元代文学家。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少时从安熙学习,后又以吴澄、虞集等为师。延□四年(1317)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授大都路蓟州判官，后历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陕西行台侍御史、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等职。他作地方官时,断事决狱,颇称能吏。至正十二年(1352)淮右盐民起义，延及江浙，苏天爵被起用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饶、信，以老病死于军中。
苏天爵的散文多为碑、碣、墓志等应用文字，他的《吕文穆公神道碑铭》歌颂皇帝英明，表现了他的儒家思想；《李遵道墓志铭》、《张文季墓碣铭》写二人生平未做官，只是游山玩水，徜徉于疏篁老木之中、断渚崩岸之下，或者明窗净几,展玩书画。写得颇有情致,有传记文学的感染力。
苏天爵有些叙事文，写得比较出色。《七聘堂记》写一人回家养亲,朝廷七次征聘,他都不肯出来做官。后来要他去灾区任职，他一请就出,到任后放币发粟,救济灾民，十分勤劳。《新乐县壁里书院记》叙述赵氏兄弟只有中人之产,却出资办学,使许多人都受到好处。还有《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题访山亭会饮唱和诗》等文，所记事实，发人深省,而且笔锋常带感情,写得比较精彩。新安赵□称赞苏天爵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
苏天爵的诗，今存古诗6首，律诗1首。内容或对达官贵人歌功颂德,或者是赠别、祝寿,文字平淡无奇。他编的《国朝文类》（见《元文类》）收了元诗8卷,其中倒有不少佳作。
苏天爵的著作，有诗稿7卷,今佚。另著《春风亭笔记》2卷,撰《国朝名臣事略》15卷。《滋溪文稿》30卷，乃永嘉高明和临川葛元哲所编。
苏
颋
唐代文学家。字廷硕。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其父苏□，封许国公。苏□自幼敏悟，弱冠登进士第,授乌程尉，举贤良方正。神龙中，历官至中书舍人。当时苏□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子同掌枢密。景云中，苏□去世，苏□袭父封爵。玄宗爱其文，擢中书侍郎，与李父对掌文诰,号为苏李,玄宗以为比得上苏味道、李峤。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后罢为益州长史，复入朝知吏部选事。去世后赠尚书右丞相，谥文宪。
苏□以文章显名，与燕国公张说并称“燕许”，朝廷制诰，多出其手，□皇典丽，号“大手笔”。皇甫□《谕业》论唐文首列燕许，谓“许公之文，如应钟鼙鼓，笙簧□磐,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唐”。可见其庙堂文学的特色。代表作如《太清观钟铭》，古穆简括，不尚藻丽铺张,直造深微之境。苏□亦能诗,多应制之作,其中亦有佳构,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七律，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其写景“奇警切实”。
有集30卷，已佚。现存诗文分别收在《全唐诗》、《全唐文》中。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苏味道
唐代诗人。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
9岁能属文，以才华著称。20岁进士登第。累转咸阳尉。高宗调露元年(679)，吏部侍郎裴行俭征西突厥,奏为掌书记，从军至安西。武后时,累官至凤阁鸾台三品。居相位数年,苟合取容，无所建白。遇事依违两可，不作决断，时人号为“苏模棱”。因阿附张易之，中宗即位，贬□州刺史，死于任所。
苏味道和李峤齐名，并称“苏李”。在初唐诗人中，苏李往往与沈宋相提并论,他们都大力创作近体诗,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苏李的成就不及沈宋，但由于他两人身居高位，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他的名篇《正月十五日夜》（一作《上元》），咏长安元宵夜花灯盛况，“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镂金错采，而韵致流溢，历来为人传诵。
新、旧《唐书》著录《苏味道集》15卷,今佚。《全唐诗》录存其诗1卷,仅16首。除《嵩山石淙侍宴应制》一首为七律外，余均五言律诗。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苏 庠
南宋初词人。字养直。初因病目，自号眚翁。本泉州人，随父苏坚徙居丹阳(今属江苏)。因卜居丹阳后湖，又自号后湖病民。苏坚有诗名，曾与苏轼唱和，得苏轼赏识，并因苏轼称誉其诗而声名大振。徽宗大观、政和之际，苏庠曾依苏固与徐俯、洪刍、洪炎、潘淳、吕本中、汪藻、向子□等结诗社于江西。在澧阳（今湖南澧县）筑别墅以供游憩。其后居京口。高宗绍兴年间，苏庠与徐俯同被征召，独不赴，隐逸以终。
苏庠在当时曾有诗名。有的评论家甚至比之为李白。《宋诗纪事》所辑选的10余首诗，内容多是怡情自然风物,格调轻快空灵,江西诗派习气不甚浓重。但他传世较多的是词，词的成就高于诗。其词多描写闲适生活。这与他隐居不仕的经历和志趣是直接相关的。他能避纤丽与浮艳,以明朗爽洁的笔调绘出“淋浪淡墨水云乡”(〔浣溪沙〕),给北宋末年以来的词坛吹入了清新的空气。他不乏写景的佳作，如〔虞美人〕:“山连积水水连空,溪上青蒲短短柳重重”；〔菩萨蛮〕：“北风振野云平屋，寒溪淅淅流冰谷。落日送归鸿，夕岚千万重。”但也常流露出忘怀世事的消极思想，如“瓮中春色，枕上华胥，便是长生”(〔诉衷情〕)；“醉眠篷底，不属人间世”(〔点绛唇〕)。总的说来，苏庠词的内容比较狭窄，对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反映得很少。不过在“年时忆著花前醉，而今花落人憔悴”（〔菩萨蛮〕），“白沙烟树有无中，雁落沧洲何处所”（〔木兰花〕）的清婉之词中，似乎也隐含着一丝家国沦亡的哀怨与怅惘。
苏庠的作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后湖集》10卷、《后湖词》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庠集》30卷,均佚。近人刘毓盘辑有《后湖词》1卷，易大厂编入《北宋三家词》。
苏 洵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集》15卷。
苏 辙
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苏
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苏轼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
晚清画家钱慧安绘《苏东坡夜游承天寺》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一、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 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
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
